的校友会，两校形成了极为密切的联系；燕大的理学院，几乎成为“协和医学院的分校”；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后来成为燕京大学的女生部。美国加州大学在1928年对亚洲大学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后，认为燕大毕业生完全具备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资格。

    “中国化”是司徒雷登办学的方向之一，他曾说过：“我们不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在1925年中国政府教育部公布教会学校立案规章之后，燕京大学是最早响应并在教育部登记的。按这个规章，校长一职必须聘用中国人，司徒雷登便由校长退居校务长，校长由吴雷川担任。在第一个十年间，燕京大学便开始走向“中国化”，当时56位教授中，有36位是中国人。

    比邻的清华大学，其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教师，司徒雷登并没有留下什么名言警句，但他对梅先生说的话却是身体力行的。在燕大初创之时，他便通过教会的关系延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并在他们的协助以及影响之下，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的学术大师进入燕大。

    司徒雷登聘请教师有三个原则，一是校方聘请教师的权力不容干涉；二是教师不必信教；三是中外教师按等级同等同酬。按规定，燕京大学的教授月薪360银元，校长月薪500银元。但为了尊师重教，司徒雷登只拿教授月薪，当时的国立大学常有欠薪，但燕京大学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大师闪耀的光荣年代，任教于燕京大学的名师也是灿若繁星，如陆志韦、容庚、赵紫辰、邓文如、顾颉刚、陈寅恪、钱穆、张东荪、洪谦、冯友兰、萧公权、钱玄同、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朱自清、顾随、谢冰心、吴文藻、雷洁琼、费孝通、张友渔等，还有来自国外的心理学家夏仁德、记者斯诺等人，当时都曾在燕京大学任教过，而像冰心、费孝通等人，都是燕京毕业后在外国获得学位再次回到母校任教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地的新闻特派员，十人中有九个是燕大新闻系的毕业生；1949年之后，燕大的教授与学生中先后有56人被评为科学院学部委员，要知道，在存在仅33年的历史中（中间还要排除因日本侵略而受到干扰的8年），燕京大学的注册学生总共不超过一万名。

    颇具戏剧性的是，司徒雷登在正式上任燕京大学校长的第一天便遭遇了尴尬。那是1919年的6月，正值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按照之前的计划，司徒雷登本应于6月8日跟学生正式见面，但不巧的是，北洋政府正好在那天释放被捕的学生，燕大的学生都跑去欢迎那些入狱的“英雄”了，结果司徒校长只能扫兴而归。

    对于那些年轻的学生，司徒雷登表现出难得的理性与宽容，特别是日本发动侵略后，他更是立场鲜明地站在了爱国学生的一边。“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并领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学生南下请愿示威时，燕大学生也参与其中，当时司徒雷登正在美国筹款办学，他返校之日对学生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吗？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在最初的几年，司徒雷登几乎认识燕大的每一个学生，但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要认识他们中每一个显然不太现实。冰心曾这样充满感情地回忆说：“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