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实际年纪要大一些。但是，廖仲恺是一个意志极坚定、有恒心、能吃苦的实干家，他在党内一直负责最困难、最繁琐的经济事宜（譬如为黄埔军校筹集经费而被称为“黄埔的慈母”），其贡献在党内有口皆碑。

    汪精卫做上主席之后，实权却是控制在廖仲恺手中的，因为他是苏方代表鲍罗廷的坚定盟友，而鲍罗廷在当时广东革命政府中的地位是极特殊的。鲍罗廷在俄国“十月革命”前也曾在美国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他与孙中山、廖仲恺都不存在语言上的隔阂，因而在孙中山死后，廖仲恺几乎事事都与鲍罗廷商量。

    对于孙中山提出的“联俄政策”，廖仲恺是自始至终的坚定支持者，也是最有力的拥护者；汪精卫最开始持反对态度，但苏俄援助到后，嗅觉灵敏的他立刻变成了一个积极的左派；胡汉民一开始是中立的，最后却变成了反对“联俄政策”的右派代表。至于蒋介石，或许是因为他的访苏经历，他才是“联俄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因为黄埔军校及第一军始终是苏援的最优先者。

    “廖仲恺遇刺”一案事态严重，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在查办“廖案”的过程中，一些粤军将领及右派分子被发现牵涉其中，而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也有嫌疑（他还是廖仲恺结识孙中山的中间人）。从各种事实来看，胡汉民虽然没有直接涉案，但他对暗杀一事却是知情的，因此事后他没有辩解而是主动要求保护，汪精卫则顺水推舟，令蒋介石将之软禁在长洲要塞。执行时，蒋介石假惺惺地对胡汉民说：“大家都认为您与此案有关。可是兄也该明白我们的苦衷，我们也拿不出您无牵连的依据，只好委屈您了。”一个月后，胡汉民以前往苏俄“考察”的名义被送上“蒙古”号轮船，实则是被驱逐出广东。

    到底谁是刺杀廖仲恺的幕后凶手，至今仍旧是一个谜。现场的两名直接凶手，一个被廖仲恺的卫士当场打死，另一名则身受重伤，不久后即死去，也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线索。至于一些可疑的人物，如胡毅生、朱卓文、魏邦平等人早已闻风逃窜到香港，被捕的只有林直勉一人，但事后也因查无实据而释放（目前论者大多认为系朱卓文买凶杀人，朱卓文也曾旅居美国）。

    同时卷入“廖案”的还有许崇智属下的梁鸿楷等粤军将领，许崇智由此落入了尴尬的处境。9月20日，蒋介石突然令黄埔学生军将许崇智软禁，其所部粤军遭到遣散或改编。许崇智、张静江、蒋介石三人曾为八拜之交，蒋介石做过许崇智部多年的参谋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矛盾渐深。许崇智所部军阀习气浓厚，军饷远超过其他部队，而许崇智本人在广州“狂嫖阔赌”并有私吞公款、克扣军饷等恶名，因而蒋介石的行动在当时并未遭到非议。

    后来，蒋介石给许崇智送了一封信，信中历数了他多年的罪状，并劝他自动“卸职”，以对“总理在天之灵”；信末，蒋介石又假惺惺地说，这样做是为了许崇智“个人计”，并答应许崇智“暂离粤境，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但许崇智被下属旅长陈铭枢武装押送到上海休养后，终身未问及政治。

    廖仲恺遇刺后的几个月中，汪精卫与蒋介石两人心照不宣、密切合作，联手将政敌胡汉民、许崇智一一逐出广东。从结果上来看，汪精卫固然是如愿以偿地成为“四位一体”（国民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从长远来看，最大受益者却是蒋介石。因为“四位一体”要没有军队支持的话，所谓的“领袖地位”不过是政治傀儡。

    汪精卫是聪明人，他当然不会不懂这点。1926年2月初，在国民党“二大”闭幕后，鲍罗廷因为要回国述职而暂时离开广州，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则在此之前因为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