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赵家楼”后，一些安福系政客对北大校长蔡元培十分不满，他们认为学生之所以闹事，主要是因为蔡元培之前过于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活动，这才引发了“五四”风潮的爆发。在这些人的眼中，蔡元培这个老革命党，“老夫聊发少年狂”……贼心不死哪！

    压力之下，蔡元培在学生被释放后的第三天便提出辞呈，并悄然离京出走。同时受到指责的还有教育总长傅增湘，他因为同样鼓励学生参与“一战”后的庆祝活动而被迫提出辞职，安福系政客田应璜则拟出任教育总长。

    蔡元培去职的消息传出后，北大学生当晚便以“停课待罪”的方式来挽留自己敬仰的校长。随后，北京各大专学校的校长们也宣布全体辞职，团结一致，与蔡先生同进退。这时，积极参与“五四”活动的北大学生郭钦光因愤激病逝，随后因对同学的哀悼而引发了5月19日的北京中等学校以上学生的总罢课，参与者达到25000余人。

    这次总罢课较“五四”那次成熟许多，学生们明确提出“拒签对德和约、惩办卖国贼、挽留傅增湘总长和蔡元培先生”等项要求，也就是后来的八个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上海、天津、杭州、南京等地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的行动，这使得全国的罢课风潮愈演愈烈。但是，中国人一贯要面子，如果北京政府轻易答应了学生的要求，他们的面子往哪里搁呢？于是总理钱能训就“惩办国贼”的问题答复说：“学生如果有他们的卖国证据，政府自当依法惩办；如徒凭空言，政府不能办到。”

    20日，教育次长袁希涛亲赴北京大学，召开大专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但官立学校校长竟然无一到会。不仅如此，学生们还展开了更积极的活动，他们组织了大量的演讲团（十人一组，时称“十人团”）上街宣传，大街上、天桥下，甚至游艺场，到处都有学生们的身影。

    学生的演讲赢得了市民们的热烈欢迎，每一处演讲都有大量的民众前来听讲，听到即将亡国的激愤处，很多人都跟着学生抹泪叹息；又有一些热心的市民，给学生们送茶送水，甚至当场捐款捐物，以示对学生的支持。

    不仅如此，学生们还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最早是北大学生将校内消费社的日货全部起出并在文科大操场集中焚毁；随后清华等学校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5月18日，北京各大中专学校的学生将他们自己买的日货，一起拿到先农坛集中焚毁。学生们的行动引发了日本的恼怒，他们派出军舰前往天津、吴淞等地进行军事恫吓，甚至派出日本浪人去破坏学生的演讲。当东京的中国留学生进行抗议活动的时候，日本军警横加镇压，并将多名学生逮捕。

    由于学生的风潮越闹越大，加之以日本的压力，北京政府派出军警、马队前去破坏学生的演讲活动，他们见到学生聚集便用马队冲击，将围观民众驱散并收缴了学生的旗帜、传单等。除此之外，他们又用提前放假，进行文官、外交官、司法官考试等办法进行分化，使得一部分学生退出了运动，此阶段的学潮也就告一段落。

    不料到6月1日，北京政府在不恰当的时间发布了两道不恰当的命令，一道是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并温言挽留；另一道却严厉呵斥学生扰乱秩序，要求取缔各种街头活动并立即复课。

    “爱国有罪、卖国有功”，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们都是热血的爱国青年，哪里受得了如此对待？他们随即在6月3日恢复街头演讲，而在这一天，北京的军警们也是严阵以待，你来一个我抓一个，你来两个我就捉一双，而这一天又恰逢雷阵雨天气，天上怒雷轰轰，地上飞沙走石，黑云滚滚，不见天日，好一派阴暗惨淡的人间地狱之景象！

    当晚统计，计有170多名学生被逮捕，其中北大学生占了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