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的时候，他都要亲自检查，惟恐絮棉不够厚，针线不够密，可算是一恂恂长者。

    在政变的当晚，孙岳令部下耿仁贵营长打开城门，拂晓以前，即将与冯相约所做的内镶白月标志之黑旗，转送给城内部队，开城时即互相以此为识。由此，鹿钟麟部大举进城，由于前面内应的士兵已经在各街道做指引，因而政变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竟然未放一枪一弹。

    政变后，冯玉祥与孙岳的代表到总统府请曹锟退位，曹锟不肯答应，大发脾气。冯玉祥的代表碰了一鼻子灰后，曹锟的幕僚赵玉珂送他出门，问：“禹行是在干什么？我们觉得他的队伍好，很信赖他，现在他到底是在干什么？”冯玉祥的代表敷衍说：“没有什么，只是觉得内战不已，民不聊生，想请吴使勿再打仗，请转告总统放心好了。”赵闻言，很倔强地说，“总统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头子，有什么不放心，他是不放心你们。”说罢，悻悻而回。

    要说起来，曹锟其实待孙岳不薄。孙岳，字禹行，直隶高阳人，生于1878年，据说是明末名将孙承宗之后，他早年行侠仗义，曾因打死了当地的一个恶霸而隐姓埋名，削发为僧，后来又不甘寂寞而考入了保定武备学堂炮兵科，毕业后被分派到曹锟所部的北洋第三镇，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孙岳任镇参谋官。孙岳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并且是北方的重要负责人之一，也可以说是个老革命了。

    武昌起义后，孙岳因为卷入了“滦州兵谏”，后来便南下投了革命政府，但孙岳到了南京后，革命同志误以为他是袁世凯派来的探子，差点被自己人干掉。受此打击后，孙岳由一个积极的革命志士变成了一个颓废主义者，最后还是找到自己的老领导曹锟，谋得军官教导团团长一职，后来曹锟又提拔他升任了大名镇守使兼第十五混成旅旅长。

    冯玉祥与孙岳在清末便是熟人，在冯玉祥打算发动北京政变后便与他交了底，孙岳听后表示赞同，并主动承担了与陕军胡景翼、岳维峻部的联系工作。在直奉大战前，因为原负责北京治安的王怀庆被调往前线，冯玉祥便把孙岳推荐给曹锟，让他做北京警备副司令。曹锟不知是计，便同意了冯玉祥的提议，将孙岳部由保定调入北京。事后，孙岳笑着对冯玉祥说：“弄了半天，原来你是特意把我弄来给你们开城门的啊！”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曹锟最后不得不认栽，而吴佩孚在前线的军队也由此大溃，其所代表的直系军阀势力一败涂地并最终一蹶不振。曹锟政权结束后，冯玉祥把另一位革命党、蒋介石的把兄黄郛推出来组织临时内阁。不过，这个临时内阁是过渡性的，除了将清逊帝溥仪赶出皇宫外，基本没有做什么事情便被段祺瑞组织的执政府取代了。当时的北方政局，不是冯玉祥一个人说了算，因为合谋打垮吴佩孚的奉军也已同时南下，张作霖说的话更有分量。按冯玉祥的本意，是希望孙中山来出任元首，但由于孙中山北上遥遥无期，冯玉祥在与张作霖协商后决定推举段祺瑞出山收拾残局。由此，在直皖战争失败后潜伏了近4年的北洋大佬段祺瑞被再次推出来并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鉴于总统与总理经常打架闹矛盾，这次干脆不设了）。

    在“北京政变”后，北方各省的军阀势力重新洗牌，原直系、皖系的地盘渐为冯玉祥的国民军及奉系所瓜分，双方旗鼓相当，各得四五省的地盘，冯玉祥也由此取代吴佩孚的地位，成为当时政局中一等一的角色。但是，一山不容二虎，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随即爆发，冯玉祥还暗中支持张作霖的部属郭松龄反奉，这更是激化了国民军与奉系的冲突。

    1926年初，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军在华北争地盘，张作霖为了确保对国民军的胜利，于是决定化敌为友，联合在湖北收拾余部的吴佩孚对国民军南北夹击。吴佩孚当年因为冯玉祥的倒戈而大败，最后率残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