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民众也比不上啊（不过民众是否会拒绝这5000大洋，这恐怕谁也不能保证）。

    第一届国会俗称“八百罗汉”，但说实话，这里却没有一个罗汉是民众自己选举出来的。他们这些人，原本是各省的革命党和立宪派，或者是一些社团的领袖，或者一些要人指定的人选，说白了，这些人获得候选资格，并不是选民推举出来的，因此也不需要代表谁。

    当然，这些人中间并不缺少才智之士，但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那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腐烂的政治酱缸，众多的革命党、立宪派、社团领袖丢弃他们的理想而变成帮闲政客，为了5000大洋而甘做“猪仔议员”的人，实在是大有人在。宋教仁先生倘若地下有知，看到这些人又会作何感想呢？那些认为宋教仁不死便可以带领中国走向宪政之路的想法，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实在是荒唐可笑的一相情愿罢了。

    民国的政坛，可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大酱缸啊。

    最可恨的是，这些议员们领着丰厚的年薪，每次会议还可以拿到的高额出席费补贴，但他们又干了什么呢？开会的时候党同伐异、吵闹不休，大部分事情都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而议员应该参加的会议，经常因为法定人数不足而流产。在1916年恢复国会后的数月之内，除了议定议员的薪酬一事，其他无一事议成，至为荒唐。

    当时的很多议员，个人生活极其糜烂，吃喝嫖赌，抽鸦片，喝花酒，北京的“八大胡同”，便是当年国会议员们最爱光顾的地方。如此议员，焉能成为国民之表率，又岂能为国为民谋福利？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过，先进民主国家中的议会制度，都是数百年不断的实践而慢慢地一级一级发展起来的结果，民国来个速成班，搞东施效颦、一步登天，哪有这么容易呢？此乃不是政党政治而是帮会政治，所谓“朋党制”也。

    曹锟当选总统后，唯一值得称道的是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宪法，这也算是国会议员们近十年才完成的一项重大工作成果。可惜的是，这部宪法虽说是十年磨一剑，但在贿选的恶名下，又有几人知，又起到了什么作用，这都是难以猜想的未知数……在枪杆子说了算的年代，什么狗屁宪法……何况还是贿选的。

    倒是曹锟，因为这事而暴得大名（可惜是个恶名），为人所熟知。想来这“曹三傻子”花了大价钱去当这个贿选总统，恐怕也是性情中人，大概就是“图一乐耳”。十二年前，袁克文曾经劝父亲袁世凯“莫到琼楼最上层”，但对曹锟来说，民国大总统便是他的最高层，此君有幸到此一游，无怨无悔，所以后人们也就别为他惋惜了。

    曹锟花大价钱弄来的这个总统，并没有当多长时间。1924年10月23日，正当吴佩孚率领直系大军在前线与奉军大战之时，冯玉祥的国民军突然回师北京发动政变，曹锟一觉醒来，城中到处都是冯玉祥国民军的安民布告，街上的交通要道也站满了缠着“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白色臂章的国民军士兵。至于总统府与外界的电报、电话，早已被操练了多次的国民军内应部队切断，总统府的卫队被缴械，曹锟本人也被软禁在中南海延庆楼内。

    曹锟总统坐得好好的，一夜之间遭此变故，也是惊诧莫名，特别是他听说自己信赖的部下孙岳、王承斌都造反了，更是气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当冯玉祥的代表薛笃弼与内阁总理颜惠庆去见曹锟的时候，曹锟口气仍旧非常强硬，连问：“子玉在哪？子玉在哪？”在没有得到回应后，曹锟又断然说：“此次对奉作战，虽是子玉主张，但也是我同意的，要办子玉，就先办我曹某（吴佩孚，字子玉，系曹锟的主心骨，曹即是吴，吴即是曹）。”

    后来，孙岳等人赶来并劝曹锟说：“公身安全，某等可以保证。停战为和平而发，不妨早下，至于吴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