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名将李宗仁曾在回忆录中说,当年他在广西陆军小学就读的时候,最崇拜的就是学堂总办蔡锷将军。据他所说,蔡锷“那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仪表堂堂”,骑马的时候,他不一定从马的侧面攀鞍而上,而是“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臀,一纵而上”。在李宗仁这些十七八岁的小学员们看来,“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经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
言及于此,李宗仁忍不住叹道:“我当时能够当上陆小学员,已经十分满意,只希望将来毕业后,能当一名中上尉阶级的队附和队长,平生之愿已足。至于像蔡锷那样‘飞将军式’的人物和地位,我是做梦也没有想过的。”
所谓“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李宗仁将军所说未免过谦,事实上,他后来所做出的事迹并不比他所崇拜的蔡锷将军更逊色,不过这是后话了。在这里,笔者却要说说这位把陆小学员们“看得眼睛发直,惊为神人”的蔡锷蔡将军。
其实,当时那些小学员哪里知道,这位英气勃发、高不可攀的“飞将军”,人家可是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的科班生,用现在的话来说,那是货真价实的海归呢。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生于1882年,从小天资聪颖,十三岁中秀才,十五岁时受湖南学政徐仁铸的举荐,入读湖南时务学堂。时务学堂是维新党人谭嗣同等人为宣传变法而设立的新式学堂,也是当时湖南维新派的大本营,不久,大才子梁启超,这位维新运动中的风头人物也应邀来到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虽然蔡锷当时年纪不大,但很快被梁启超发现并结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名师出高徒,这也是民国史上一段难得的佳话。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被杀、梁启超流亡日本,湖南时务学堂也就关门大吉。后来,梁启超得知蔡锷等同学在找寻他的消息后,便设法将他们召到日本,并进入由梁启超担任校长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继续学习。
1900年,蔡锷曾秘密回到湖南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但起义刚一发动即告失败,唐才常被杀,蔡锷再次潜回日本并转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在梁启超的活动下(为培养蔡锷,梁启超请托于大隈重信为之担保),蔡锷于1903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同时期入学的学员中,蔡锷、蒋方震、张孝准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蒋方震后来成为著名的军事教育家,张孝准在毕业又受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举荐去德国留学四年,但这两人在民国史上均不如蔡锷鼎鼎大名。
蔡锷回国之际,正好赶上清廷大力推行新政的好时候,而编练新军又是清末新政的重中之重,因此在日本学习军事的毕业生在回国后都受到重用,并成为各省争抢的对象(不过袁世凯的北洋陆军对留学日本的士官生倒不甚重视,因为他们直接请了很多德国及日本教官,反满势力未能介入,这或许是北洋军在辛亥革命中相对稳定的原因之一)。蔡锷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的武备学堂任教或者编练新军,由于其观念新颖,能力出众,很快便在南方军界中崭露头角,成为一名重要的新军将领。
当时的广西巡抚张鸣岐,也是一个年轻有为但又好大喜功的人,他主政广西后,锐意延揽新政人才,办起了很多新式学堂,诸如法政学堂、警察学堂、优级师范、陆军小学、陆军测量学堂等等。由此,从日本学成回来但又富有革命思想的人如庄蕴宽、钮永建、李书城、蔡锷、尹昌衡、孔庚、赵恒惕等纷纷齐聚桂林(当时的广西首府在桂林,民国陆荣廷主政后迁往南宁),气象为之一新。
蔡锷当时担任了广西兵备道总办、参谋处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