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解。此后,章太炎文笔滔滔,一发而不可收拾,其中最出名的一篇文章莫过于1903年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其文雄浑有力,传播最广,其在表明与康梁改良派分道扬镳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
在那篇文章中,章太炎劈头骂道:“载湉小丑,不辨菽麦”,非但把康梁等人借以自重的光绪皇帝掀倒在地,也将清廷的威严一扫而空,令当权派极为恼怒,最后向租界当局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必欲去之而后快。章太炎在得知了抓捕的消息后,却效仿谭嗣同,说清廷要抓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巡捕来了,他迎上去,说:“我就是章炳麟,抓我!”租界当局最后判了章炳麟三年、邹容两年的拘禁。要说起来,章太炎服了三年的苦刑也还合算,因为清廷的损失更大,一个大逆不道的罪犯居然只判了三年囚禁,王朝的尊严何以为堪?在专制时代,皇权是神圣而不容侵犯的,一旦撤下这遮羞布,那就没有什么神圣可言了。
后来,邹容因病先死,章太炎颇为悲痛,写诗悼念道:“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翦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1906年6月,章太炎光荣出狱,随即东渡日本找到革命组织,并当上了《民报》的主编。
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关系原本是不错的,1902年他到日本的时候,孙中山曾将横滨几十名义士召集起来为章太炎接风洗尘,极其器重。在这次聚会上,章太炎自称喝了七十余杯而不醉,兴致之高,可见一斑。在接任《民报》主编的这段时期里,章太炎除了脑病发作改由张继、陶成章编辑三期外,其余各期的所有编务和发行,都是由他一人担当的。
章太炎的才气与性格,决定了他与任何人都不能相处太久。1907年3月,日本政府在清廷的压力下,赠送孙中山5000元促其离境,日商铃木久五郎也向其馈赠了一万元。孙中山接受了这两笔钱之后,也没有和同盟会本部商议,便留下2000元做《民报》的经费,然后带着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离开日本,去西南边境搞革命去了。
章太炎在得知孙中山得了两笔款子却只给《民报》留了2000元后,立刻嚷嚷了起来,同盟会本部也炸开了锅,革命义士们一个个拍桌摔凳。张继说:“走就走嘛,你要人家的钱干什么!真是丢人!”刘师培则骂道:“孙文受贿!”章太炎更是火气冲天,他上前一把撕下孙中山的相片,然后批上了“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数字。这还不解气,他以为孙中山在同盟会香港分会,于是又将批了字的相片寄到香港,以示羞辱。
在同盟会东京本部闹成一团的时候,孙中山却在西南地区连续策动了三次起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消息传到东京后,“反孙”声浪更是进一步高涨,张继、章太炎、刘师培、谭人凤等人纷纷要求主持同盟会本部工作的刘揆一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张继等人声称:“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刘揆一不同意这些人的意见,于是张继便和刘睽一互相扭打起来;章太炎则意气用事,他以明码电报泄露孙中山购买枪弹准备武装起义的军事秘密,以至于起义无法发动。章太炎的理由是,以日本奸商所卖的窳劣武器发动起义,无异于让革命义士白白送命。
在与革命同道们闹翻后,章太炎一度萌生去印度做和尚的念头。1908年4月27日的广州《国民报》上,革命同志给章太炎编了一则名叫《章炳麟出家》的活剧曲借以劝诫:“(同志扫板唱)章炳麟抛却了、平生抱负;(慢板)眼见得汉人中、少个帮扶;披袈裟,坐蒲团,不顾宗祖;纵不念、众同胞,该念妻孥;况且是、我支那,蹉跎国步。望同志,抱热心,休作浮屠。”
“(章炳麟中板唱)……除却了三千苦恼,逼着我请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