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秘书没什么保密的，她为谈话做记录，并直接为我保管档案。我很少凭记忆去记那些能写下来的东西，记下丹杰菲尔德夫人要说的话，德拉。”

    片刻，丹杰菲尔德夫人显得稍有些僵硬，但很快她就又对梅森微笑起来，“当然，我真愚蠢，”她说，“我本该知道像您这样受理众多委托的律师是必须让这些事情系统化的。我刚才担心的理由是因为我要说的事情是非常、非常机密的，别人的幸福取决于它。”

    梅森问：“您希望聘请我为您做什么吗，丹杰菲尔德夫人？因为，如果您希望的话……”

    “不，一点儿也不。我想跟您谈谈您正在为别人办理的事。”

    “坐下吧，”梅森邀请道，“来支烟？”

    “谢谢您，好吧。”

    梅森给了她一支烟，自己也抽出一支，先为她点着了，然后又把自己的点着。

    丹杰菲尔德夫人透过她喷出的第一口烟雾从侧面打量了梅森一会儿，然后突然说：“梅森先生，您在为约翰·威瑟斯庞先生做事。”

    “是什么使您这么说呢？”梅森问。

    “不是吗？”

    梅森微笑了一下：“你刚下了一个断言，而我是在问问题。”

    她笑了：“那好吧，我把我的断言改成提问。”

    “那么我还是用那个提问来回答您。”

    她那修剪得很好的细长手指不安地在椅子的扶手上敲打着，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看了看梅森，然后又笑了。“我明白跟一位律师争论是行不通的。”她说，“我还是把我所知道的都摊到桌面上吧。”

    梅森点了点头。

    她说：“我是乔治·丹杰菲尔德夫人，就像我告诉您秘书的那样，但我的名字并不一直都是丹杰菲尔德夫人。”

    梅森以沉默礼貌地示意她说下去。

    她用一个人说出出人意料的话会产生爆炸性反响的方式说：“我原来是大卫·拉特威尔夫人。”

    梅森还是那副表情，“接着说。”他说。

    “这话好像并不使你感到惊奇。”她郑重地说，声音里露出些许失望。

    “一个律师是很少会显出惊奇的——即使他是惊奇的。”梅森也郑重地说。

    “您真是一个不可理解的人。”她用稍带生气的口吻说。

    “很抱歉，但您说了您想把事情摊到桌面上的。”梅森朝桌上指了指，“这不，桌子就在这儿。”

    “很好，”她屈服了，“我过去是大卫·拉特威尔夫人，我丈夫被霍勒斯·亚当斯谋杀了，霍勒斯和大卫那时在温特堡合伙做生意。”

    “谋杀是什么时间发生的？”梅森问。

    “1924年1月。”

    “后来亚当斯怎么样了？”

    “就好像您不知道！”

    “您是想来提供情况，还是想得到什么？”梅森问。

    她考虑了一下，然后坦白地转向他说：“都有点儿。”

    “您最好改变来访的目的，而只向我提供情况。”

    她笑了：“谋杀发生在1924年初，霍勒斯·亚当斯在第二年的5月被绞死。”

    “霍勒斯过去有个妻子——萨拉。萨拉、霍勒斯、大卫和我有时四人在一起。霍勒斯和萨拉有个儿子叫马文，发生谋杀时他大概两岁，他父亲被处死刑时大概3岁。萨拉是个贤妻良母，她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她的丈夫和孩子，我不喜欢那样，我那时没有孩子，而且——有魅力。我喜欢四处走动，喜欢有点儿夜生活，萨拉不赞成那样，她认为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应该循规蹈矩。我认为萨拉从没喜欢过我和完全信任过我。”

    “那是20年前的事了。从那时起，婚姻的观念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我说这些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