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会场，以示抗议。邓小平此次在北京观察着事件的过程。令中国人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在这次党代会上宣布了他的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霸权地位，赞扬新党纲是马列主义的继续发展：“我们可以骄傲地告诉想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的人，‘读读我们的党纲吧’！”中国人认为这太狂妄了。他们不受他人约束，为争取国家的独立、党的自主而奋斗。此时，毛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口号，这并非偶然。

    尽管争执颇多，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６１年还是只批评了苏联共产党的“个别修正主义错误”。中国同志还一直很欣赏北方邻国的经济建设大发展。９月，邓小平在平壤参加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时赞扬苏联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证明”。同时他对苏联共产党的新党纲之普遍适用性有不同看法，认为这部党纲只能有限地适用于其他共产党国家。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对修正主义的尖锐批评集中到了政治方面，而几乎把经济因素排除在外，这点特别引人注目。无论是中国的内部政策还是外部政策，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离后来变得越来越明显。

    尽管中国人从１９６３年公开点名批评赫鲁晓夫，２月２７日他们还是收到俄国人请他们到莫斯科参加会谈的诚恳邀请。３月７日，邓以总书记身份通知苏联驻北京大使，中国准备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问题”同苏联进行会谈。在另外一封信中，周恩来通知克里姆林宫，邓将率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前往。

    这期间，北京正在高速准备同苏联共产党的下一轮论争。按照政治局的指示，邓的书记处着手拟出论纲，它后来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题被作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争的武器。

    如果要相信毛的政治秘书的话，那注明日期为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４日的建议不是出自邓之手，而是出自伟大的毛主席本人之手。新论纲作为致苏联人民的公开信在党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封５８面的公开信以“亲爱的同志”起首，“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结尾。它表达了中国希望结束这场论争、希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统一的意愿。

    邓打点行李时，苏联将５个在苏联国土上散发公开信的中国人驱逐出境。总书记在北京市市长彭真、秘密工作首领康生、“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最后一个成员杨尚昆以及另外３个苏联问题专家的陪同下启程了，这当儿莫斯科上空乌云密布。

    俄国人还在莫斯科机场上就开始了挑衅。中国空军的飞机不得不在机场等候数小时，因为同时有一个英美高级代表团抵达。或许碰巧了？或许是有意为之？但不管怎么说赫鲁晓夫在未来的两周里全部注意力肯定放在英美代表团上，而不是中国人身上。

    ７月５日，两个富有经验的总书记———邓小平和苏斯洛夫之间开始了意识形态的论争。就在第一天，俄国思想家抛出了诱人的条件：苏联共产党宣布准备停止公开论争，准备

    重新派出建设专家，扩大双边贸易，重新开始有关中苏边界有争议地区的谈判。

    由于至今会谈纪要像军事秘密一样躺在两个党的钢制保险柜里，所以我们不得不依据苏联口头传开的信息。按此种说法，中国人在整个谈判中非常固执和傲慢。据说，邓宣读了在北京就写好的汉语讨论稿，没有回答苏斯洛夫冲动的反驳。诸如和平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之类的论点，邓不客气地斥为“空话”。苏联人总的印象是：似乎中国人对自己“纯洁的思想”感到骄傲。

    当然，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建设性建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为了回到列宁的共产国际的和睦气氛，邓建议召开所有共产党参加的国际大会。聪明的四川人要求，代表名额要按党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来确定。这个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