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在某些方面相当带有感情色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方面找到能够让我们表达我们的希望和期待的某种方式的原因，尽管我们承认这是你们的国内事务，我们是按照上海公报的精神这样做的……”

    邓小平回答说：“双方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中国人可以说，我们何时、如何解放台湾是应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的内部问题。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看法。”

    布热津斯基说：“关系正常化以后，感到不安全的台湾可能会转向苏联。”

    邓小平回答说：“我们曾经考虑过这个可能性，但既然美国要维持与台湾的经济关系，这个问题就不成其问题。”

    双方的立场就这样接近了。

    可以说，在整个过程中，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的，“我们试图将交换意见变为朋友间的真诚对话，我即席发言，将全球性、战略性和双边问题交织在一起，逐渐接近正常化问题，以便探索中国的灵活性，然后，再回到不致引起重大争论的全球问题上来。”

    会谈中，布热津斯基“有意”使用了“历史转折时代”这个“含义模糊的字眼来描述台湾在以某种方式最终重新统一之前所处的分隔状态”，试图向邓小平讲清楚，“即使在正常化以后，美国对台湾的安全义务还要继续下去”。

    在进一步交换若干意见之后，布热津斯基继续说：“我受命向你证实：美国接受中国的三个基本点，并再次重申上届美国政府向你们作出的五点（承诺），我愿意再次重复自我来到北京已说过好几次的话，即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决心已下。”

    接着，布热津斯基提议下个月双方就正常化问题开始进行高度机密性的磋商。

    邓小平立即代表中国接受了这个建议。之后，邓小平还是忍不住用“挖苦”的语气说道：“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就谈这么多了。我盼望着卡特总统下决心的那一天。让我们换一个话题吧。”

    但敏锐的布热津斯基又立即肯定地补充了一句：“我已经对您讲过，卡特总统已经下了决心了。”

    随后，邓小平和布热津斯基的会谈话题又回到国际形势上来。邓小平粗线条地重申了头一天黄华外长的意见。他强调中国对得到更多美国技术怀有兴趣，尽管他对美国可能不会给予合作表示关注。之后，他们继续讨论战略关系问题，邓小平坚持说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对美国没有好处。

    布热津斯基指出：“会谈旨在实现战略稳定，它是与重振防务的努力并用的。”

    邓小平没有他的看法，说：“坦白地对你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们去跟苏联缔结条约，总是美国方面作出让步，总是讨好苏联的产物。”

    布热津斯基觉得“这该是我们稍微讽刺一下对方的时候了”，就对邓小平说：“在对付苏联方面我们并不天真无知。过去３０年来，反对苏联霸权图谋的一直是美国，其时间大致相当于你们的两倍，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经验的。”

    但就像布热津斯基后来回忆说的那样：“要是从上面这番概述便得出结论，认为我们交换意见时言语尖刻或互相攻击，那就错了。交换意见过程中确有争吵，但整个趋势是积极的。邓关于正常化的评论也不像外长那么僵硬，他并没有作实质性让步，但伍德科克和我都感到可能有某些灵活性。邓没有驳斥我关于美国和台湾的某些说法，自那以后，我们更有这种感觉。我们的讨论一直持续到晚上，尽管我们的谈话更多有个人性质。我们在谈到各自的家庭时，邓不住地往我的盘子里放入引人开胃的美味佳肴，我们频频举杯祝酒，邓对他有兴趣访美作了一些含蓄的暗示。他还作了一项神秘莫测的评论，大意是说他自己作为高级领导人只有３年的时间了，他这样说时，似乎在强调美中关系的进展有某种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