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热津斯基说邓小平“个子小，气魄却大，立即使我心折。和他谈话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干劲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和谁打交道的政治领袖。”

    听了布热津斯基的汇报后，卡特说：“你被邓小平迷住了”。

    当布热津斯基飞越太平洋上空的时候，表面的平静并不能掩饰其内心的波澜，他的心像太平洋的波涛一样起伏不已。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回忆起这次北京之行时说：他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这次访问，与１０年前的１９７１年夏天基辛格那次秘密飞越喜玛拉雅山的“勃罗行动”联系起来。甚至他还想到非常巧合的是为美中关系正常化做出贡献的基辛格和自己，两人竟然都是非美国出生的移民（基辛格是在德国出生的，他是在波兰出生的），而且在接受这项任务时都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对中国几乎是一无所知，又没有什么特殊感情，只是有相同的战略考虑。

    在飞机上，他还非常关心讲究礼仪的中国会给予他什么样的礼遇。他问助手们，基辛格和万斯第一次飞抵北京时都有什么人去机场迎接。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奥克森伯格告诉他，基辛格第一次飞抵时，迎接他的是过去与马歇尔将军在军调部共过事的叶剑英元帅，后来是军委副主席，还有就是当时刚宣布出任驻加拿大大使的黄华；而去年迎接万斯国务卿的是已经担任外交部长的黄华。布热津斯基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担心他飞抵北京时受到怠慢。他所担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职务上与国务卿相当，会受到相同的欢迎礼仪吗？

    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０日中午，布热津斯基一行十人抵达北京。同行包括他的夫人，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塞缪尔·亨廷顿、国防部的莫顿·阿布拉莫维茨、国务院的里查德·霍尔布鲁克、弗兰克·普雷的助手本·休伯曼和奥克森伯格等。

    当美国专机在首都机场降落，外交部长黄华夫妇出现在舷梯下的时候，他很高兴。他曾说：“这是一个信号，说明中国人决定对这次访问给予与国务卿来访同样的规格。”

    这是布热津斯基第一次访问北京，印象很新鲜。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中说：

    为了使中国参加到我想要推进的关于建立更广泛关系的会谈中来，我们中的４个人准备向中国人广泛地介绍情况：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塞缪尔·亨廷顿，专谈我们对苏美均势的估计及由此产生的战略问题；国防部的莫顿·阿布拉莫维兹，全面介绍军事情报，并提出两国军事代表团互访的建议；国务院的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专谈扩大文化和经济合作问题；在费兰克的新闻班子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本·休伯曼，专谈扩大科学合作，包括总统科技顾问普雷斯博士可能访华的问题。我在中国事务方面最亲密的顾问米切尔·奥克森伯格则直接与我一起准备我所要作的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全面介绍，这一介绍是我与中国领导人进行更为直率的讨论的序幕。

    当天晚上，外交部长为我举行正式晚宴，席间互相祝酒———我们祝酒时措词谨慎，以示我们意图的严肃性。

    星期天早晨，我们先去参观毛泽东的纪念堂。看到有教养的中国人也学俄国人的作法，将他们的革命领袖的遗体作了防腐处理并予以展出，我未能苟同，对于所谓的科学的唯物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风格。这个上午余下的时间用于与中国外长进一步交换意见，他介绍了中国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立场。下午，我参观了紫禁城。这种宫殿与手工艺品卓越非凡的组合，使人们理解到中国本身一直就是一种文明，其程度之高非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可比，相当不同寻常而富有特色。然后，我与邓小平副总理第一次会谈，晚上也同他在一起，在仿膳吃了一顿精致的便宴，仿膳饭馆设在北京中部的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