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准确地传递给中国人，并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一些美国人可以接受的回应。可是，伍德科克为此使尽浑身解数，能做的都做了，仍然没有得到中国的任何回应。或许只有派出总统特使飞赴北京直接与中国最高领导人沟通这一条路了。因为时间紧迫，时年（１９７８年）的秋冬，国会大选之后，正好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时机窗口”，这是一个有利于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在这个时候，国会正在休会，由于刚刚经历人事调整，反对派力量相对薄弱，很难立即组织起强有力的反击。这个“时机窗口”从秋天一直开到１９７９年１月中旬新一届国会开会之前。如果不在１９７８年内完成美中关系正常化，等到明年国会开会之后，这个“窗口”就会因为两个因素的限制而关闭：一个是与苏联削减战略核武器协议一旦达成后，争取参议院的批准势必是一场战斗；二是１９７９年将是总统大选年，卡特的一班人要集中精力，应付总统大选，而这时必须考虑党派斗争和国会可能对某些外交政策的指责。

    而作为布热津斯基，自然不愿意放弃像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使其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杰出人物一样，他曾多次敦促总统改善美中关系。而早在１９７７年的１１月３日，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在白宫设宴为即将回国的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饯行时（当时卡特总统对黄镇和记者们说：“由白宫出面为即将离任的外交使节饯行，在美国外交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黄镇完成了自己担任该职５年半期间的最后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当众向布热津斯基发出了访华的口头邀请。其实，这也是布热津斯基在此前授意他的助手奥克森伯格向韩叙提出了“希望中国领导人邀请他去北京访问”的。而美国驻北京的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也建议卡特让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这次黄镇的口头邀请，就是中国政府对布热津斯基的重要回应。布热津斯基自然暗自心喜，高兴地接受了邀请。这自然受到了作为国务卿的万斯的强烈反对，并为此爆发了争吵。

    然而当１９７８年１月２４日国务卿万斯的北京之行，在中国碰到了“邓小平的钉子”，没有达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任何协议的时候，布热津斯基自然不能放过这样的机会，该他出场了。

    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６日，华盛顿正式通知北京，布热津斯基接受了邀请，具体日期待定。４月２６日，白宫宣布布热津斯基访华的日期定为５月２０日。这就表明卡特总统开始准备迎接他在外交事务的决策中的一个最为关键的挑战。

    ５月１２日上午，布热津斯基按照惯例工作程序，到椭圆形办公室向总统呈递最新简报，在介绍完最近２４小时内世界各地的情况后，起身告辞时，卡特让他留下来，说：“兹比格纽，你等等，我想和你专门谈一下你访问北京的事情。”

    等布热津斯基坐下来后，卡特就说：“我已经想好了，希望能加快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你此次到了北京，如果看准了情况，你就可以见机行事，抓住机会，把关系正常化推进一步。我给你特别授权。”

    听到总统如此的决断，布热津斯基顿时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了，说：“这太好了！”

    卡特继续说：“你见到中国的领导人，就说美国接受中国提出的关于关系正常化的三个基本条件，但是中方也须同意美方的两项基本条件：其一，美方公开声明相信台湾问题将得到和平解决，请中方不要加以驳斥；其二，美方应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好，我一定按你的要求去办。”谈话后，布热津斯基立即在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的协助下，将总统的这次谈话整理成有五页纸的书面指示，呈交卡特审阅，请卡特签字，以作总统授权依据。

    但卡特并没有马上在此份书面指示上签字。他准备开一个会，给几个要员通气。５月１６日上午，卡特总统亲自在椭圆形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