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又害怕江青一伙再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他就坚持着迟迟不肯住院。与此同时，江青还不罢休，又继续施压，连续四次打电话给王海容、唐闻生，非要逼迫她们撤回让邓小平率团去联大的报告。

    王海容、唐闻生知道江青的厉害，十分担心在２６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会取得支持，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两人就商量先了解一下毛泽东现在到底是什么态度。于是，在２５日这天她俩拨通了中南海毛泽东住处的电话，请示了最关键的两条———“毛主席是否仍主张邓小平率团与会？”“我们是否可以将毛主席提议让邓小平当团长的意见说出去？”

    毛泽东的秘书回电话了，除了复述向周恩来、王洪文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之外，还特别补充了一句：“毛主席说，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说明，让邓小平当团长是他提议的。”一直为此惴惴不安的王、唐两人这才心中有了底。

    ３月２６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会议，讨论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问题。江青仍肆无忌惮地发难，并在会议中途命人召来了王海容、唐闻生。她俩就认真如实地将派邓小平出国参加联大特别会议是毛主席的意见一说，江青才明白过来。但她还不罢休，气呼呼地说：“毛主席是允许我保留意见的。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并不同意批判彭真、吴晗，就允许我保留意见。后来我组织了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毛主席还是支持了我，这样才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很明显，这是江青存心掣肘，给周恩来设置障碍。看到周恩来总理如此操劳，王海容、唐闻生两人从东大厅出来后，就抢先把会议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知道内情后，非常不高兴。３月２７日凌晨，毛泽东写信给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同时，毛泽东让秘书把信的内容打电话告诉了王海容、唐闻生。

    这样，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事才终于尘埃落定。

    ４月６日上午，经毛泽东批准，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周恩来破例亲自率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４０００余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有西方记者报道说：邓小平复出不久，就作为政府首脑人物出席联大会议，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至今为止出席联大的中共最高级官员，大多数中共政治局委员都到机场欢送，甚至包括打倒他的对手”。

    与此同时，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他们都在纷纷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最重要的是邓小平要在大会上阐述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个发言是周恩来和他经过缜密考虑经毛泽东批准并由乔冠华起草的。同时，他作为周恩来事实上的继任者，还要在纽约与美国的基辛格举行会谈。为了与基辛格的第一次见面，他进行了仔细的准备。因为周恩来总理病得很重，很快就要离职住院治病，政治局决定要他在作了联大发言及会见了与会的一些友好国家领导人之后，就赶回北京。而且行程已经基本安排好了：４月７日，邓小平抵达纽约。４月１０日，邓小平在特别联大代表中国发言，在这期间，会见一些友好国家的领导人，并预定４月１４日与基辛格博士会见，然后于４月１６日晚间离开纽约经巴黎回国。

    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代表大会，是继１９７１年在第２６届联大新中国重返联合国之后又一个令人激动的历史时刻。这是广大亚非拉国家为改变自身经济不平等地位，要求与发达国家建立经济平等关系的一次重大尝试，因此“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是这次会议的宗旨和口号。

    ４月１０日，因为联合国秘书处的官员说“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