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之际的这黑暗的时刻，才是宁静的。那是很正常的宁静。又似乎是很不正常的宁静。因为走出胡同口后，我发现马路两旁隔不远就站着一名持枪的解放军。

    我们排着对，在那位营长的率领下，走向平安里，由平安里插向东四。那条马路两旁，也是隔不远就站着一名持枪的解放军。一支支对伍，红卫兵的对伍，在解放军的率领下，从各条街道走出，与我们汇在一起。我们的对伍越来越壮大。渐渐地，形成了一支前无头后无尾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在往前经过的一些路口，就戒严了。不是将要接受检阅的红卫兵，怕是别想通过的。隔不久，那位营长命令我们分组报一次数，前后左右看看，有没有陌生的面孔——防止阶级敌人混入我们的对伍。据我们组的组长——那名小战士说，他和他们的营长带领红卫兵几次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了，从未发过什么问题，受到了“中央文革”的表扬。

    我们都对他刮目相看起来。

    我们跟随大军拐进了东四附近的一条小胡同。现在回想起来，那不是一条小胡同，而是一条长街。大军拥塞满了这条长街，就象隐蔽着似的。大军停止了前进。小战士告诉我们，要在这里等待到天亮。

    于是就盼着天亮。心里越盼，天似乎亮得越迟。天终于亮了，那也不过才早晨六点来钟。小战士又告诉我们，十点才开始检阅。他劝我们耐下心来。还要等四个多小时，需要多大的耐心啊！在我的记忆中，那之前，我的耐心没经受过一次那般持久的考验。那之后，我的耐心也再没经受过一次那般持久的考验。

    在需要极度耐心的等待中吃光了所有吃的东西。肠胃饱了。湿衣服被身体烘干了。太阳出来了。人人都觉得暖和些了，便有兴致高唱革命歌曲了。一支接一支地唱。几名解放军都很善于鼓动情绪。领唱，挥舞手臂打拍子，拉歌，将人人的情绪都鼓动得火炭般热！歌声此起彼伏。一曲高过一曲。一阵比一阵唱得来劲儿，唱得亢奋。

    街道两旁的居民，出不了院儿，开不了门。一户户的窗口贴着一张张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的脸，没够地往外瞧我们。有人渴了，向他们讨水。他们就打开窗子，捧出一杯杯热水，茶水。讨吃的，他们也极慷慨地给予。道谢，他们都说不用谢，招待外地红卫兵，是首都居民的本分。当年红卫兵中有手表的可不多。几名解放军战士也没手表。那位营长倒是戴着块手表。可大家都不愿向他问时间，怕他轻蔑我们的耐心。便不隔多时，敲窗子问一次屋里的首都居民。他们不厌其烦，有问必答。有些老人和孩子，则主动地打开窗子，一次次向我们报时间：

    “八点半了！”

    “九点！”

    “九点二十五！”

    “九点四十五！”

    “十点啦！”

    于是满街一片欢呼声：

    “十点啦！十点啦！”

    “我们最幸福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啊！”

    欢呼过后，队伍还不见动。满街的红卫兵骚乱起来。

    解放军努力安抚，说是刚刚接到通知，毛主席他老人家今天身体不适，检阅我们的时间有所推迟。

    仿佛一盆凉水泼向众人头上，满街红卫兵的情绪顿时低落。都唯孔毛主席因身体不适，登不上天安们城楼，这一天检阅不成我们。

    等呵等呵，至中午十一点半，拥挤在那条长街里的我们的“杂牌军”，在正规军的带领下终于又开始走动。

    东四大街（也可能是东单大街）被红卫兵的对伍水泻不通地占领了。三十人一横排，浩浩荡荡，不见头，不见尾，跑一阵停一阵地前进。

    能听到《东方红》雄壮的乐曲声了。

    天公作美。夜间虽然寒冷，白天竟晴空万里，红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