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以前六朝人是把佛經裏說的劫毀與當時五胡亂華，生民塗炭，文明瀕於存續與消滅在不可知之際的事態，合在一起來感得，比宋朝人的佛理情操大得多了。唐朝人把佛寺合於世俗的熱鬧，我覺得亦遠比宋朝人的講佛理好。

    宋詩於佛理不講劫毀，只講真與妄跡，而妄跡亦好，幻與真相俱，纔是現世的活潑有光影明迷。此點自柳宗元詩與白居易詩以來，要算蘇軾詩裏表現得最好。但是這也不及李白詩裏的人世想要拔宅飛昇，有蓬萊仙山。蘇軾詩裏亦有仙意，想要飛去，但他的不及李白，是在李白有強大的時代的意志力，李白憧憬秦皇漢武，蘇軾的詩裏沒有。是蘇軾之後又過了將近千年，纔朱天心的「擊壤歌」有像這樣強大的時代意志力。

    惟有宋儒程灝程頤與朱熹採用佛經的明心見性與靜坐，使人無可愛敬。

    程朱他們對於佛經裏說的劫壞與空色真幻毫不感興趣，不但如此，他們是人家說句反話亦不曉，如杜甫居同谷七哀詩有一首的開頭四句是：「嗚呼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及身早……」朱熹斥為「歎老悲窮」。他不知如古詩十九首中有一首的結句「蕩子行不歸，空林歎獨守」，其實真是貞潔的。朱熹還同調過程頤門人說蘇軾這樣的人應當殺卻，雖他晚年有題蘇軾畫竹讚，對蘇軾其人衷心表示敬意，但已太遲了。

    易經，陳搏於先天數有新發明，邵雍亦於占有其會意。二人皆近道家。而程頤的所謂周易程傳，則與易經無關，只是在講他的正心誠意。朱熹的周易集傳比程頤用功，但亦只是有他的可取而已。易經本來於文學相關，程朱的易傳卻於文學不相關，其不好即從此點可以看出。

    原來易經的主題是占國運，占當前歷史的天道與時局形勢，志士皆是如此觀其文而玩其辭，這就很是文學的，因為文學如梅花桃花荷花桂花，也是報的歷史的季節消息。所以左傳裏記占卜可以記得那樣好，上了文學。還有易經是人對於未知能活潑喜樂，如元曲裏桃花女與周公比占課鬥法，更有西遊記是開始於漁樵二人在閑話，驚動了涇河龍王，他要試試袁天罡的占天晴雨，下雨的時辰與雨量，也是上了文學。而程朱的易傳則與這種志士的革命性及庶民的活潑喜樂全不相關。文學是至程朱而壞，文學壞即是先王的詩教壞，即是禮樂之樂壞了。但此亦只是結果而非原因。原因是殘唐五代至宋，沒有像五胡亂華至隋唐那樣的出現時代的大創造力，出的人材亦不夠，若有像北魏至隋唐那樣強大活潑的士風，雖有程朱，亦將只是像王通（文中子）的不被人注意。（文中子的語句全仿論語，單是這點就已使人厭鄙他。）

    歷史的浩然之氣實在要緊，後世儒者只知這氣是個人的修養，不知有歷史的浩然之氣，是全體民族在大災難中行險，集義而生的開出新時代的大創造力。殘唐五代至宋就是缺少這個。南北朝至隋唐是儒者通過當時發達的數學與科學而結合於黃老，及通過變法（行均田制）而結合於黃老。五代時數學與科學亦有一發達，陳搏因之能於易數有新發明。北宋尚出數學與科學的大家，而且變法亦有王安石的青苗與保馬法，但至程朱之學行於世，儒乃不屑於數學與科學，更不讀法家之書，乃至專讀四書，不讀周禮王制，儒遂與黃老絕，與黃老絕就是喪失漢民族的大自然精神與創造力了。

    但王安石的變法失敗，乃是因為他考慮得不周全。

    王安石的青苗保馬法與北魏的均田制皆依於周禮，但是均田制民自十八歲授田，至六十歲返田只需兩次手續，而青苗保馬則一年中要有幾次手續，假手於吏胥來辦就壞了。這要像周禮裏的王官與王民的關係，即是同生在井田制裏的當地之士領導農民與手工業者來實行纔可，不然則要有像現代的銀行制度亦可以實行得，王安石的新法是不具備這兩者中的任何一個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