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载着刚考上高中的儿子到高雄去筹学费，在冈山的平交道撞上了火车，人倒过来让头插进松软的稻田里。儿子的身体夹在铁轮里被拖得老远。

    十五岁的我，觉得茄萣很陌生，可是还蛮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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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价值判断渐渐在我脑中成形，茄萣就不好玩了。

    海滩上堆着每天两万人所排泄、制造的垃圾，堆成一座一座发着恶臭的小山。海风一吹，垃圾满天弥盖，擦过什么的卫生纸会"啪"一声贴在脸上。黝黑的孩子们在垃圾山之间追追打打，玩躲蒙蒙的游戏。

    庙前的戏台演着歌仔戏，巨大的扩音器把作假的哭调放大到不能忍受的程度。过了午夜，"我的苦命儿哟"的哀嚎还笼罩着整个村镇。塞着耳朵深夜读书，我觉得自己活在一个吃人的世界里。这哪儿是文化呢？

    台风年年来，海水倒灌年年来，咸死了椰子树，也把乡民抛到大海里的病死猪又漂上街来。浮浮肿肿的，眼睛陷进腐肉里，只剩一条缝。"死猫挂树头，死狗任水流"，防风林里木麻黄枝上，到处吊着尸身腐臭的猫。死狗和死猪三三两两地点缀着海滩，太阳一出来，尸肉开始蒸腾，惹来密密麻麻的苍蝇。清洁队员在街上掏阴沟，用一很长长的杓子把乌黑恶臭的淤泥挖上来，倒在沟的两边；说是台风过后，沟中必须喷消毒剂。可是从沟中掏上来的污秽却就曝置两旁，一天又一天地搁着，似乎谁也不在意。

    "阔嘴"有一天突然失踪了，一天一夜没回来。驼背嫂到派出所去报案。第二天有人在沙滩上捡到一节人腿，连着被咬断的裤脚送到派出所来。

    有一天，同学在上大学的哥哥也失踪了。听说是读了不该读的书，说了不该说的话。听说五个便衣警察半夜到他家里去搜查，把他捕鱼的老爸吓得哭了。

    有一天，驼背嫂十六岁的女儿拿了一袋草虾到表叔开的冰冻厂里去冰冻。表叔把铁门一拴，就把她搂抱起来，她又撕又咬地一路逃出来，在我的窗外对驼背嫂哭诉。

    利用课余时间看罗素、尼采、卡夫卡的我，每天清晨搭台南客运到学校上课。客运车驶过千疮百补的路面，经过湾里的南定桥，颠颠簸簸地在晨曦中行走。当时我当然不知道，南定桥下那一堆堆乱七八糟的垃圾，老是冒着臭烟的垃圾，就是在制造戴奥辛；也不知道，与我擦身而过的年轻女人几年后要产下无脑的婴儿。廿岁的我，只知道我不愿意带朋友到茄萣乡去，不希望朋友知道我住在那么一个肮脏、丑陋、落后、鄙俗的地方。

    我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茄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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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居异国的几年，很少想到那个对我不甚重要的茄萣。只有一次，在纽约的中文报纸上，读到一个警员判刑的新闻。这个警员以贪污受捕，虽然贪的只是很小的数目，好像是一两千块台币吧！司法当局为了"杀鸡儆猴"，将他判了死刑。

    在遥远的、下雪的纽约，读报的我流下了眼泪，久久止不住的眼泪。我想起那个拿枪对着自己骨肉的警察，那个载着儿子奔驰借贷的警察，想起我所常见的那些破烂不堪的警察宿舍、宿舍中拥挤的、成群的幼小子女，还有那些子女所倚赖的一个驼了背的父亲与他卑微的所谓薪水……泪眼中，我为那个将受死刑的人伤心，人的命，再贱也不过如此吧？那一两干块钱，是为儿子缴学费的吗？决定他罪应至死的人自以为替天行道，而事实上只是因为自己不曾受过贫贱的折磨，不知道"贫贱不能移"的艰难，而"杀鸡儆猴"也只是不敢直接杀猴的借口而已。我的眼泪里有愤愤的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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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六年，在踏过千山万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