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变?我们实需要视野更广阔一点的理论。需要更具体一些安排措施。真正的文学艺术丰收基础在这里。对于衰老了的生命,希望即或已不大。对于更多的新生少壮的生命,如何使之健康发育成长,还是值得研究。且不妨作种种不同试验。要客观一些。必须明白让一切不同品种的果木长得一样高,结出果子一种味道,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放弃了这种不客观不现实的打算。必须明白机器不同性能,才能发挥机器性能。必须更深刻一些明白生命,才可望更有效的使用生命。文学艺术创造的工艺过程,有它的一般性,能用社会强大力量控制,甚至于到另一时能用电子计算机产生(音乐可能最先出现),也有它的特殊性,不适宜用同一方法,更不是“揠苗助长”方法所能完成。事实上社会生产发展比较健全时,也没有必要这样作。听其过分轻浮,固然会消极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健康,可是过度严肃的要求,有时甚至于在字里行间要求一个政治家也作不到的谨慎严肃。尽管社会本身,还正由于政治约束失灵形成普遍堕落,即在艺术若干部门中,也还正在封建意识毒素中散发其恶臭,唯独在文学作品中却过分加重他的社会影响、教育责任,而忽略他的娱乐效果(特别是对于一个小说作家的这种要求)。过分加重他的道德观念责任,而忽略产生创造一个文学作品的必不可少的情感动力。因之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文中重点线,是专案人员用红笔留在原稿上的痕迹。下同。“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前者他实在不容易写出有独创性独创艺术风格的作品,后者他写不下去,同样,他消失了,或把生命消失于一般化,或什么也写不出。他即或不是个懒人,还是作成一个懒人的结局。他即或敢想敢干,不可能想出什么干出什么。这不能怪客观环境,还应当怪他自己。因为话说回来,还是“思想”有问题,在创作方法上不易适应环境要求。即“能”写,他还是可说“不会”写。难得有用的生命,难得有用的社会条件,难得有用的机会,只能白白看着错过。这也就是有些人在另外一种工作上,表现得还不太坏,然而在他真正希望终身从事的业务上,他把生命浪费了。真可谓“辜负明时盛世”。然而他无可奈何。不怪外在环境,只怪自己,因为内外种种制约,他只有完事。他挣扎,却无济于事。他着急,除了自己无可奈何,不会影响任何一方面。他的存在太渺小了,一切必服从于一个大的存在、发展。凡有利于这一点的,即活得有意义些,无助于这一点的,虽存在,无多意义。他明白个人的渺小,还比较对头。他妄自尊大,如还妄想以为能用文字创造经典,又或以为即或不能创造当代经典,也还可以写出一点如过去人写过的,如像《史记》,三曹诗,陶、杜、白诗,苏东坡词,曹雪芹小说,实在更无根基。时代已不同。他又幸又不幸,是恰恰生在这个人类历史变动最大的时代,而又恰恰生在这一个点上,是个需要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
在某一时历史情况下,有个奇特现象:有权力的十分畏惧“不同于己”的思想。因为这种种不同于己的思想,都能影响到他的权力的继续占有,或用来得到权力的另一思想发展。有思想的却必须服从于一定权力之下,或妥协于权力,或甚至于放弃思想,才可望存在。如把一切本来属于情感,可用种种不同方式吸收转化的方法去尽,一例都归纳到政治意识上去,结果必然问题就相当麻烦,因为必不可免将人简化成为敌与友。有时候甚至于会发展到和我相熟即友,和我陌生即敌。这和社会事实是不符合的。人与人的关系简单化了,必然会形成一种不健康的隔阂、猜忌、消耗。事实上社会进步到一定程度,必然发展是分工。也就是分散思想到各种具体研究工作、生产工作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