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列宁来到赛马场的时候，安娜已经同培特西并肩坐在那个集中了上流社会人士的亭子里了。她老远就看见了丈夫。两个人——丈夫和情人，是她生活的两个中心。她不需要依靠任何感官，就能觉察他们近在眼前。她老远就发觉丈夫在走过来，不由得注视着他从人潮中挤过来的姿势。她看见他怎样向亭子走来，忽而倨傲地回答谄媚的鞠躬，忽而友好而简慢地同平辈招呼，忽而脱下他那顶压住耳朵的大圆帽，殷勤地等待着权贵们的顾盼。她熟悉他这一套，心里十分嫌恶。“沽名钓誉，飞黄腾达——这就是他灵魂里的全部货色。”她想。“至于高尚的思想啦，热爱教育啦，笃信宗教啦，这一切无非都是他往上爬的敲门砖罢了。”

    从他向妇女们聚集的亭子眺望的眼神（他一直朝她的方向望着，但在薄纱、绸带、羽毛、阳伞和鲜花的海洋中他认不出自己的妻子来），她明白他在找她，但装作没有看见。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培特西公爵夫人叫道，“您一定没有看到您的夫人吧。瞧，她就在这里！”

    他冷冷地微微一笑。

    “这里真是五光十色，叫人眼花缭乱。”他说着向亭子走去。他向妻子微微一笑，就像一般做丈夫的同妻子刚分开一会儿又相逢那样。接着他又同公爵夫人和其他熟人招呼，对每个人都分别表示恰当的礼节：同太太们说几句笑话，同男人们寒暄一番。在下面，在亭子旁边站着卡列宁所尊敬、以才智和教养出名的侍从武官。卡列宁同他攀谈起来。

    在前后两场赛马之间有一段休息的时间，因此他们的谈话没有受到什么阻碍。侍从武官反对赛马。卡列宁不同意他的看法，替赛马辩护。安娜听着他那尖细而均匀的声音，没有漏掉一个字。他所说的每句话，在她听来都是虚伪刺耳的。

    当四里障碍赛开始的时候，她探身向前，眼睛盯住伏伦斯基，看他怎样走到马旁边，接着翻身上马，同时听见丈夫讨厌的喋喋不休的说话声。她替伏伦斯基担心，心里很难受，但听见丈夫这种尖细的声音和熟悉的腔调，就觉得更加不舒服。

    “我是一个坏女人，我是一个堕落的女人，”她想，“但我不爱撒谎，我也不能容忍谎言，可他（丈夫）撒谎却是家常便饭。他明明知道这一切，明明看见这一切，还要撒谎。既然他能这样若无其事地撒谎，他这人还能有什么感情呢？如果他杀死我，杀死伏伦斯基，我倒还会尊敬他。可是不，他要的只是谎言和面子。”安娜自言自语，根本没有考虑她要求丈夫怎么样，希望丈夫做个怎样的人。她不了解卡列宁今天这样异乎寻常地饶舌，弄得她恼恨，完全是他内心烦恼和不安的反应。正像一个受伤的孩子拼命以蹦蹦跳跳来减轻疼痛那样，卡列宁需要用其他脑力活动来排除有关妻子的思想。当她在场，或者伏伦斯基在场，或者有人经常提到伏伦斯基名字的时候，卡列宁总会产生这样的思想。正像一个孩子惯于蹦蹦跳跳那样，他也惯于说些聪明得体的话。他说：“军人赛马、骑兵赛马具有危险性，但这是比赛中无法避免的。如果说英国在军事史上可以炫耀最显赫的骑兵功勋的话，那是因为它长期以来一直在培养马和人的胆量。我认为运动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我们往往只看到最肤浅的表面现象。”

    “不是表面现象。”培特西公爵夫人说。“听说有个军官折断了两根肋骨。”

    卡列宁照例只露出牙齿微微一笑，没有任何别的表情。

    “公爵夫人，就说这不是表面现象，”他说，“还有内在的东西。但问题不在这里。”接着他又转身对那位刚才同他认真谈话的将军说，“不要忘记参加赛马的都是干这一行的军人，还应该承认，任何职业都有不愉快的一面。赛马原是军人的天职。拳击和西班牙斗牛之类畸形运动是野蛮的特征，但体育运动却是文明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