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虽然不错，但远离北京，消息相对闭塞，适合科研方面攻关的陈景润，在他身边，必定会有更大的成就。他丝毫没有把陈景润的木讷和不善言辞等弱点放在心上，也不介意陈景润的怪僻。心胸坦荡的善良老人，曾经对他的弟子们说过：“当然我们不鼓励那种不埋头苦干专作嘶鸣的科学工作者，但我们应当注意到科学研究在深入而又深入的时候，而出现的‘怪僻’、‘偏激’、‘健忘’、‘似痴若愚’，不对具体的人进行具体的分析是不合乎辩证法的。鸣之而通其意，正是我们热心于科学事业的职责，也正是伯乐之所以为伯乐。”伯乐们提携了华罗庚，而今，时代庄重地把伯乐的重任赋予这位数学大师，他没有让人们失望。

    陈景润载誉回到厦门大学，受到了校党委的热情鼓励，锐气正盛的他，并没有松一口气，而是一鼓作气，在数论上的三角和估计等方面开展研究工作，不久，他的第二篇论文《关于三角和的一个不等式》，呱然落地，刊登在1957年第1期《厦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

    华罗庚极力推荐陈景润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工作，数学所主动和厦大协商，得到了厦大党委、王亚南校长和数学系的全力支持。1957年9月，陈景润正式调到北京，进入全国最高研究机构，揭开了他生命史上坎坷而最辉煌的一页。华罗庚的引荐和提携之情，陈景润是永远铭记心中的，对待这位恩师，他尊敬有加，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华老师，谢谢华老师。”不善言辞的他，觉得只有努力工作，才能不负老师的一片厚望。进京以后，陈景润仍然保持那种孤雁独翔式的科研方式，他习惯于一个人独处，习惯于单枪匹马去叩响科学的殿堂。华罗庚充分理解陈景润这种难以移易的独特个性，他身为研究所所长，给了陈景润充分的自由天地。对于这一切，陈景润感激不尽。因此，“文革”大劫，“四人帮”中的重要人物迟群，曾专程叩开了陈景润那间只有六平方米的小屋，神秘兮兮地要陈景润揭发所谓的华罗庚剽窃陈景润研究成果问题，陈景润毫不含糊地站在真理的立场上，予以实事求是的回答：没有此事。“四人帮”的阴谋化为泡影。

    陈景润在“他利问题”上的贡献，曾在“全国数学论文报告会”上公开宣读过，并且在报纸上予以报导，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再版时，吸收了陈景润的成果，并在再版序言中对陈景润表示了足够的感谢，“四人帮”妄图抓住这一件普通的事情，大做文章，从而置华罗庚于死地，是极其恶毒和卑劣的。并不精通复杂政治背景的陈景润，本能地预感到此事的严重性，当迟群找他以后，陈景润立即把消息告诉可以和华罗庚直接联系的陈德泉，使华罗庚做好了应有的思想准备，也使主持正义的人们在非常时期，做了不少保护华罗庚的有力的工作。最后，终于使这一幕由江青直接导演的丑剧，以“四人帮”的失败而告终。

    滴水之恩，必涌泉相报。这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陈景润在自己身患重病住院的日子里，依然牢记着华罗庚当年对他的厚爱之心。华罗庚于1985年6月12日在日本讲学时，心脏病突发而不幸去世，陈景润闻讯悲痛万分。后来，为了永远纪念这位数学大师，人们在中关村数学研究所门前的院子里竖起了一尊华罗庚铜像。在铜像揭幕仪式上，已是病重住院的陈景润，坐着轮椅，坚持到这里向尊敬的恩师表示感激之情，他是由数学所的书记李尚杰同志推来的。据李书记回忆：当时，陈景润已经病得很重，眼睛睁不开，但坚持着非来不可。他终于来了，他把绵绵的思念和无限的崇敬，永远留在了这里。

    三平方米的特殊世界

    北京中关村，素有中国“硅谷”的盛誉。

    塔松、白桦、杨树，绿影摇曳。和拔地而起的现代化摩天大厦相比，这里的建筑显然是落伍很久了。多数是五层楼，中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