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您，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实行仁的方法)。

    后来的儒家，有些人把忠恕之道叫做“系（此字无：ocr）矩之道”。就是说，这种道是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公元前三、二世纪儒家有一部论文集名叫《礼记》，其中有一篇《大学》，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系矩之道。”《礼记》另有一篇《中庸》，相传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其中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大学》所举的例证。强调忠恕之道的否定方面；《中庸》所举的例证。强调忠恕之道的肯定方面。不论在哪个方面，决定行为的“系矩”都在本人自身，而不在其他东西之中。

    忠恕之道同时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然履行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包括了义的性质。因而忠恕之道就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端和终结。《论语》有一章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每个人在自己心里都有行为的“系矩”，随时可以用它。实行仁的方法既然如此简单，所以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知命

    从义的观念，孔子推导出“无所为而为”的观念。一个人做他应该做的事，纯粹是由于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对的，而不是出于在这种道德强制以外的任何考虑。《论语》记载，孔子被某个隐者嘲讽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宪问》)。《论语》还记载，孔子有个弟子告诉另一个隐者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后面我们将看到，道家讲“无为”的学说。而儒家讲“无所为而为”的学说。依儒家看来，一个人不可能无为，因为每个人都有些他应该做的事。然而他做这些事都是“无所为”，因为做这些事的价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内，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结果之内。

    孔子本人的一生正是这种学说的好例。他生活在社会、政治大动乱的年代，他竭尽全力改革世界。他周游各地，还像苏格拉底那样，逢人必谈。虽然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枉费，可是他从不气馁。他明知道他不会成功，仍然继续努力。

    孔子说他自己：“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他尽了一切努力，而又归之于命。命就是命运。孔子则是指天命，即天的命令或天意；换句话说，它被看作一种有目的的力量。但是后来的儒家，就把命只当作整个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条件和力量。我们的活动，要取得外在的成功，总是需要这些条件的配合。但是这种配合，整个地看来，却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外。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莫过于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这样做，就是“知命”。要做儒家所说的君子，知命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

    由此看来，知命也就是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性，这样，对于外在的成败也就无所萦怀。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就永不失败。因为，如果我们尽应尽的义务，那么，通过我们尽义务的这种行动，此项义务也就在道德上算是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