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上地铁的时候，车厢里已经没什么人了。我在十四街坐上前往上城第八大道的地铁列车。除了我，车厢里只有一个地铁警察，屁股上挂了一把很大的左轮手枪。他不住地打量我，因为他也没别的人可以打量，但我知道他心里有些纳闷，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起来那么面熟。只要他脑子里的那根弦绷起来了，他马上就会跳起来抓我。

    幸好他没想到。列车到达时代广场的时候，上来了几个观光客——两个下了班的护士和一个糊里糊涂的醉汉，那个警察总算有别的目标可以观察了。他在第五十九街下了车，在下一站我也下了车。我拾级而上，在七十二街和中央公园西边的交会处深吸了一口清晨的空气，还是不明白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前一天的傍晚，我坐在罗德尼的公寓里，眼睛看着电视，身边坐着鲁思，感觉真好。但是她一离开，我便觉得那地方一无是处。我坐不住，电视看不进去，不停地在屋里来回踱步，越来越烦躁。十二点刚过，我洗了个澡，想到要再穿穿过的衣服，心头就一阵发紧——你可以想象出那种感觉。我打开罗德尼的衣橱，看看里面还剩下什么。

    找不到什么可穿的。不知道他是带了很多衣服上路，还是根本没有多少衣服。我找到了一件可以穿的衬衣——不过我其实不太想穿——一双浅蓝色的弹力袜，但已经完全没有弹性了。

    然后，我找到了那顶假发。

    假发是金黄色的，很长，但不是嬉皮士的风格。我戴上假发，对着镜子端详了好一会儿，对自己容貌上的变化很惊讶。唯一的麻烦是这顶假发颜色太亮了，会引来不少人的注意，幸好我在衣架上找到了一顶便帽，解决了这个问题。便帽缓和了金色假发的突兀，让我看起来没那么奇怪。

    我觉得认识我的人还是会认出我，但不认识我的人只会见到一头金发和一顶便帽。

    我对自己说，我一定疯了。我拿掉假发和便帽，坐在电视机前。几分钟后，电话响了起来。我仔细地数着，电话一连响了二十二声，然后不知道是打电话的人放弃了，还是电话公司终于做了该做的事情，它不响了。电话在白天经常响——有一次鲁思差点就接了起来——但从来没响过那么久。

    我从地铁站走到我家所在的那幢建筑。我之所以坐地铁，没有坐出租车，是因为我不想跟人独处，也许我有点害怕坐上以前载过我的出租车。但我离公寓越近，就越觉得该做点别的事。这个区域人口稠密，附近的灯光很亮，我在这里又住了很多年，在这段短短的路上，我就碰到了好几个熟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不时地会在街上和他们擦身而过。所以，他们只要盯着我瞧上一会儿，就会认出我来，这个假设是很合理的。我尽可能做出和平时不同的姿势，用跟平时完全不一样的步伐节奏向前走。也许这有用吧，反正没人认出我来。

    最后，我隐身在阴暗的角落，斜对角处的建筑就是我住的地方。我往上看，在第十六层向南的那一面找到了我家的窗户——我的公寓，我那窄窄的卑微的生活空间。

    那里其实也没什么好的。两个小房间、一个厨房，在乏味的都市丛林中这套公寓的租金非常高，唯一吸引人的或许是它的景观。但它是我的家，见鬼，我在里面觉得很舒服。

    但现在全没了。就算我能从眼前的麻烦中脱身——但我还不知道要怎样才能脱身——也不觉得我还能住在这里。因为大家都会知道那个整日笑脸迎人、住在16G的房客，究竟有着怎样的底细：他是个贼，天哪，罪犯。

    我想到了每天在电梯里见面的那些人，在洗衣房里讲笑话的女人，还有门房、大厅的服务人员，以及他们的上司和杂役。海奇太太住在大厅的另一端，整天抽烟，我常常向她借洗衣粉。我其实和她也不算太熟，但她是我在大楼里真正认识、叫得出名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