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先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以印度的沦陷为例子，力陈变法之急迫，后有孙中山、章太炎吸取变法失败的教训，进一步分析印度受制于英国的原因，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张。在此期间，他们对印度政局、经济和社会的密切关注和研究，是中国印度学开始萌芽的标志。

    这里要重点提起的是中国佛学的复兴问题。中国近代的佛学复兴也与西学东渐有密切的关系。这次复兴的第一人杨仁山居士，曾两度随曾纪泽出使欧洲，考察过法国政教民生和英国的政治科技，对西方文明很重视。他于1866年创办金陵刻经处，1907年创办佛学学堂“祗园精舍”，学堂虽仅维持了两年，但从其课程设置可知，那是一所受了西方教学影响的学校，不仅设有佛学课程，而且还有史、地、语、算和外文等。著名诗僧苏曼殊就曾在那里教授梵文和英语。学堂还培养出一批很有影响的佛学研究人才。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20年间，中国知识界对印度的政治动向反映敏感，对时局的分析更加深入中肯。当时中国的一些著名报刊，如《新青年》、《东方杂志》、《少年中国》、《申报》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印度人民的苦难和英国殖民当局的暴行的揭露，常常十分及时，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成败得失的评论也往往切中要害，对甘地其人其事的介绍和研究则已形成规模。这说明当时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密切注视着印度的时局变化，在研究印度的政治经济现状。随着泰戈尔的来华，中国又掀起了一股泰戈尔热，译介和研究印度文学之风飒然而起。这是与政治研究相呼应的文学研究，也是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相一致的文学运动。

    在此期间，中国佛学研究又有了长足的发展。1914年至1934年，全国各地建立起许多佛学院，恰如雨后春笋，为中国印度学的形成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中国的大学也开始设置印度学方面的课程。1916年，许季上率先在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1917年，梁漱溟应蔡元培之聘，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直至1924年。1918年，蒋维乔建议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佛学课。同年，汤用彤先生赴美学习哲学，兼攻梵文、巴利文，1922年回国，先后在南京东南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任教，讲授过中国佛教史、小乘佛教研究、佛典选读、印度哲学史等课程。1931年，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开设佛典翻译文学课。李证刚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曾在沈阳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讲授佛学课程。

    20年代，中国有了去印度的留学生。近代以来去印度留学的第一人是曾圣提。他于1924年泰戈尔来华后不久，即渡海到印度去投奔泰戈尔，先在国际大学学习，后到甘地的真理学院学习，1925年归国。1929年，海维谅在印度德里穆斯林大学学习伊斯兰教哲学数年。他在学期间兼为学校服务，并曾给国内《东方杂志》写过文章，介绍印度民族运动与穆斯林的情况。这时，中国还出现一位专门从事中印文化交流活动的学者谭云山。

    谭云山先生于1927年在新加坡会见泰戈尔，1928年9月来到泰戈尔的国际大学，从此他为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事业贡献了毕生心血。他先在国际大学学习梵文并研究佛学和印度文化，还开设了中文课程。同时，他不断给国内报刊写文章，介绍印度政局，介绍印度文化，不仅为国内印度研究提供了及时而又准确的信息，而且他有关印度时局的评论文章也写得很深入精彩。1931年，他周游了印度，不久即写出《印度周游记》一书，1933年出版。1935年，他的《印度丛谈》出版，其中介绍了印度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宗教、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为中国学者进一步了解印度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