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领袖中，孙中山和章太炎是最关心和了解印度问题并与印度革命者颇有交往的二人。孙中山有若干文字谈论印度问题。如《中国存亡问题》中，他说：“印度之经营，乃自一公司始，资本裁七万镑耳。中间有葡萄牙之先进，复遇法、荷之东印度与为竞争。适印度小国互相攻击，而皆借助于外人。克雷夫，印度公司中一书记也，凭其智力，扇构印度诸王，假以资粮器械，已则乘之收其实权。”“英之所以为帝国者，在印度不在英伦”；“英国经济之基础，即其国家之命脉，在于印度”；“英国若无印度，即不成为帝国矣”，“大英帝国亦惟有瓦解而已。”时至今日，事实证明了孙中山先生的预言。

    1905年，孙中山自欧洲赴日本，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其时，印度留日学生越来越多，并有一些革命者前往。“孙逸仙能把出现在远东许多国家里面的问题综合起来加以研究，这些问题都有许多共同点，孙逸仙因此成了一群来自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泰国、菲律宾的青年学生的热情鼓动者之一。”辛亥革命后，印度志士仁人给孙中山以很高评价，国大党领袖奥罗宾多·高士和其后的国大党领袖甘地都把孙中山看作是现代中国的缔造者，把他比作印度的提拉克。

    当时印度的秘密革命组织中流传着这位伟大的中国领导人的许多事迹。1911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时，会见了印度革命家哈尔·达雅尔。后者于1913年在旧金山成立卡德尔党，旨在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同年该党在萨克拉门托举行会议，会议厅里悬挂的世界伟人肖像中，有中国的孙中山、苏联的列宁、意大利的马志尼和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领袖章西女王、唐地亚·托比等。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即东渡日本，1916年回国。在此期间，又有不少印度革命者与他接触。如，著名革命家拉·比·鲍斯等，都与孙中山有着深厚的友谊。特别是鲍斯，在遭英印政府通缉时逃亡日本，曾得孙中山鼎力相助。他于《革命之印度》一书中忆道：“余抵日后，得与同是亡命于日本之孙文氏订交，荷孙氏之援助，殊非鲜少。当时孙氏对余之安全问题非常焦虑，盖英国政府对余早经悬红购缉，印度之车站警署，均有余之照片标贴示众，余之行踪若一旦为英政府所探知，则必向日政府要求过渡故也。”此后，孙中山回国，因忙于国内事务，没有再与印度友人联络。但他对印度的关注却始终未曾减少。

    1921年，他在讲演中说：“观最近英文报所载，印度人之革命而被英国政府逮捕者，为数达六百余人。可见印度之革命精神，颇有进步，未必终为英国所屈也。”此外，他还在各种场合的演讲中经常提到印度，赞扬印度的觉悟和独立运动的发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洋洋得意，势力显赫，但孙中山却指出：“现时像埃及、印度这样的国家，处于英国人大武力压制之下，所以一时不能成功。假若英国一时衰弱了，埃及、印度不要等五年，他们马上就要推翻英国政府，来恢复自己的独立地位。”这一预言同样为历史所证实。1923年，他写道：“受屈人民当联合受屈人民以排横暴”，“在亚洲，则印度、支那为受屈者之中坚”。1924年，泰戈尔来华，孙中山写信给他说：“我极为希望在您抵华时，能获得亲自迎接您的特殊荣幸。向学者表示敬意乃是我们的古老风尚。但我将欢迎的您，不仅是一个曾为印度文学增添光辉的作家，而且还是一个在辛勤耕耘的土地上播下了人类未来福利和精神成就的种子的杰出劳动者。”1925年，孙中山与世长辞。1927年，国民党和广东革命政府的代表利用布鲁塞尔世界被压迫民族大会之机与尼赫鲁接触，以两国民族主义力量的名义发表中印联合宣言，实现了孙中山生前遗愿。1929年，国大党工作委员会通过决议，派代表参加孙中山的葬礼。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