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治服了洪水，使中原民众得以安居。他在部落联盟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舜死后，禹成了继位人，并建立了夏王朝。古籍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表明夏初中国境内已形成了以夏族为中心的大联合。又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员)既长。”(《诗·商颂·长发》)大意是说禹治理了洪水，定诸夏广大其境界，虞夏之世故为久长。禹“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身执耒〔lei累〕

    夏代是一个奴隶制国家，有一套完整的官僚机构和统治阶层。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就要有足够的粮食和副食产品，建立相应的赋税制度也就成为必然。《孟子·滕文公上》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赵歧注曰：“民耕五十亩，贡上五亩。”顾炎武《日知录》曰：“古来田赋之制，实始于禹。”“贡”应该是奴隶主进行剥削的一种形式。孟子认为，分田、制禄和贡赋，都是巩固奴隶制国家政权的头等大事，而这三者的实施又都离不开度量衡，因此，在赋税制度确定后，度量衡就显得更重要了。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中说到：“古代中国毫无疑问地施行过井田制，就平坦的地面划分出有一定亩积的等量方田，以分配给臣下作俸禄，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考验耕者勤惰的标准。”井田制起源很早，但发展成一套完整的制度，用来作为剥削的手段和俸禄的标准，则是在商代完成的。商代甲骨文中“田”写作田、□、□。文字是客百分田制的划分情况：“罗马人制造方田须先用悬规测定土中，由这一中点划出两条大路正交成十字形，再纵横两两平行作无数小径，便形成无数规整的区划，或为正方，或为矩形，每一区划为罗马尺240方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是从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从计算时间和制造器皿产生的。”数学是数量抽象的科学。甲骨文中已有13个记数单字，最大的数是三万。有了数字，有了测量的单位，又规定了统一的量值，度量衡便在一定的范围内通用了。早在殷商时期也确确实实地制造了测量长度的专用工具“尺”了。

    商代农业工具比以前有很大改进，劳动生产率也有所提高，粮食相应增多。殷墟等地发现一些比较讲究的贮藏粮食的窖穴，在甲骨文中还出现“〔上亠下囬〕〔即廪，lin，米仓〕”字，郭沫若先生说“廪”很像圆身尖顶的粮食垛。在商代遗址中还出土了许多陶大口尊。尊底呈圆形，因为一般情况下不用搬动，储存粮食时，在地上挖一个坑，把它放置平稳，倾倒粮食也很方便。这类大口尊的口沿上刻了许多符号，很可能是对尊内食数量的标记。到了西周，农业生产水平又有提高，粮食的储存量明显增多，在储存或消费时使用某种器具计量是必不可少的。

    度量衡在征收赋税中起到什么作用呢？《国语·周语下》引《夏书》中的一段话：“关石和钧，王府则有。”在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解释说：

    “石、钧都是度量衡，也是榨取人民血汗的工具，奴隶主贵族只要把他们进行剥削的器具控制住，被奴役的部落和奴隶同平民就会缴纳更多的谷物，夏朝的府藏就能经常充实起来。”

    《史稿》的作者根据这一条史料，证明了夏代不但有赋税，而且有了征收赋税的度量衡器，以保证国库的收入，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西周是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农业又是当时主要的社会经济，周天子被视为土地的唯一所有者，由他将土地层层分封给诸侯、大夫和士。《周礼》的每篇头上都有如下五句话：“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规定了氏族总家长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划分田野为井邑，并在王城内兴建城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