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宋朝则默认秉常兼并西域之行为。

    自此，秉常得以全力经营西域，再无东顾之忧。而宋朝在全面收缩之战略下，也乐得换取西北边境之安宁，从此可以着力消化收复的河西之地，进一步巩固在河西的统治。

    这一策略效果显著，虽然有情报显示，在绍圣五年，已然兼并高昌、龟兹，并且数度大破黑汗，眼见着就要并有西域全境的西夏，在迁都高昌后，悄悄地恢复了年号。但是，这几年来，宋夏边境，却是的的确确做到了和平相处。而其直接的结果，便是两国互市规模不断扩大，宋朝从河西至横山、河湟，户口滋衍，府库充盈，阡陌相连，羊牛成群。而宋军大量转为屯田军，不仅极大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连带着让陕西腹地，也得到了自唐朝安史之乱以后难得的休养生息时间。绍圣五年，朝廷更是在横山、河湟、河西诸地，做了一件旷古绝今的大事：朝廷征召了三千余僧道，在这些地区大做法事，超度死于战争中的亡魂——这倒并非没有先例，但此后，石越又下令这些僧道深入各番部，替各番部免费医治人畜，朝廷并为此拨出三十万贯缗钱，购买草药，赐予诸部落。

    石越此举，固然显示了如今宋朝西北各族关系之和好前所未有，亦间接展示了宋朝的财政状况是怎样的良好。

    的确，时至今时今日，汴京的物价，仍然未能恢复到七八年以前的水准，但自熙宁十八年发行盐债开始，尽管围绕盐债之事，争议不断，甚至偶有紧张之局面，但得到司马光与王安石支持的盐债，毕竟得以顺利发行，朝廷得此巨额资金，不仅可以为交钞、钱庄存款提供担保，而且还帮助朝廷度过了财政困难之时期。

    在交钞与钱庄稳定之后，尽管很快在海外之凌州与金洲又发生了战争，但原本预期将惨淡经营的海商与东南作坊，却也因为封建，获得了新的机会。自熙宁十八年开始，每年都有不同数量的宗室之藩，他们在汴京与杭州大量变卖资产，以购买需要的物品，并募集人才与劳动力，大宋朝一百余年来宗室的财富积累，在几年之内，几乎全部投入流通市场，这本身就足以令汴京与杭州的交易活跃繁荣，由此带动的一个个地区、行业的繁荣，效果更不可估量。而到了封国后，为筹措最初的资金，诸侯们更是不惜大量地出卖利益，从最普遍的承包市舶务关税，到开放矿山，更有甚者甚至雇佣武伴当为佣兵，替他们征服夷人，然后诸侯与佣兵们坐地分成，分享赋税……

    海商们在诸侯国或身居要职，或与诸侯们分庭抗礼，但多数人仍然甘愿当宋朝的臣民，他们也给宋朝朝廷带来了可观的税收。绍圣五年，朝廷在市舶务关税、海外商品禁榷专卖两项收入上，便超过了一千万贯缗钱。而这，还是在宋辇交恶，东西商路几近断绝的情况下取得的。

    东南诸路更趋繁荣，不仅两浙、福建诸路远胜旧观，湖广四路的户口、垦田数、粮食产量、税收，更是逐年增长。而益州路历五六年之休养，亦已渐渐恢复元气。在划定蜀币区、禁军大举北撤后，益州物价渐渐平稳，此后五年间，朝廷在益州小心翼翼地回收着纸币，至绍圣五年，益州的情形，看起来反比以往作为铁钱区时更加乐观。虽然朝廷仍未开放蜀币与交钞之兑换，人们出入益州，携带钱钞无用，只能带货物或者黄白之物，但这与以往实施铁钱区时一样，货币的不能通用，反倒促进了益州与外界的贸易。而蜀币作为铁钱所没有的优点是，发行蜀币成本远远低于铁钱，而铁钱易于盗铸，携带不便，蜀币则反而盗印不易，携带方便。五年时间，不仅益州军民早已接受蜀币，据唐康所知，更有商人不惜干犯法令，私下里替出入益州的旅人兑换交钞、蜀币，在那些商人那里，一贯蜀币甚至能换到一贯二十文的交钞。也就是说，在实际上，蜀币已比交钞更值钱。

    的确，益州的自我恢复能力是惊人的。只需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