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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平凡而宁静的江南午后,盛夏初至,所有的嫩绿都渐变为成熟的颜色,阳光从厚重的云层外顽强地透进刺眼的光芒。高窗之下,大运河一如往昔地无言流淌,前不见来源,后不见去途。此刻,在我的周遭,有的只是善意的沉默,没有思想,没有问题,甚至,没有历史。

    就这样,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日子里,我结束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漫长创作,一时间,手足无措。

    “对历史的本质我始终迷惑不解”,这是法国作家罗兰·巴特的一句名言,我把它借用为《激荡三十年》的序言标题,也正是从这里出发,我由近及远,溯源而上,继而完成了两卷本的《跌荡一百年》,然后是这部《浩荡两千年》。在整个创作的过程中,关于历史的叙述和追问,从来挟带着我对自己所处这个时代的期望、不安和恐惧。

    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我所有的写作都是为了一一回答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现在看来,它们有的已部分地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

    我想起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中提出过的一个严肃问题——“历史有意义吗?”

    所谓的历史,看上去是一些坚硬的存在,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无非从众多的线索中寻找一切发生的“因缘”,然后以一定之逻辑,组合为自成体系的“结果”。悲剧性的可能有两种,第一,研究者错结“因缘”,得出荒诞不经的“结果”,第二,学习者自结“因缘”,得出超出研究者初衷的“结果”。

    这两个常常发生的悲剧,对研究者都是残酷的惩罚,并最终得出“历史没有意义”的浩叹。提出这个问题的波普尔看来对此有很清醒的认识,他因而自问自答说:“我主张历史没有意义。但这个主张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为历史所做的一切显得束手无策,或我们必须把它当作一种残忍的玩笑来看待……尽管历史没有目的,但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目的赋予其上,而且,尽管历史没有意义,但我们能够给予它以意义。”

    波普尔式的无力感,以及因此促生出的理性顽固,至今让我痴迷而不能自拔。

    在创作“企业史三部曲”的这些年里,我深深感觉到,中国的经济制度变革,若因循旧规,当然不行,而如全盘照搬欧美,恐怕也难以成全。这就好比,旧瓶装不了新酒,可拿别家的新瓶来装,也会让自家的美酒变味,这正是中国改革的难处所在了。能否在传统国情与普世规律之中探寻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史海苍茫,关山似铁,我仅仅是一个旁观者。我想,我已尽力,尽管这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我写出了所探寻到的若干事实,它已构成为一种存在,如一件烧制完成的器皿,风雨如晦,独立于一切之外。

    本次写作,我得益于众多的先哲、前辈、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他们给予我的知识、鼓励与批评,构成了写作的重要部分。对于所引用的、重要的史料来源及观点,我以两种方式予以了呈现――在正文中直接引用,或在文后加以脚注。书中所有的错误,均由我承担责任。

    我最要感谢的,仍然是邵冰冰和吴舒然同学。“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这是我一贯来的生活准则,我无悔于八年的投入,不过,她们却为我的工作牺牲了自己的生活,我将在余生中拿所有的时间补偿。

    《佛经》中说,“若布施时,施者、受人及财物三事,皆空不可得。”

    一切皆有法,应作如是观,作者、读者及作品三事,皆空不可得。

    在我的一生中,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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