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到3000万两，白银外流造成了银贵铜贱的局面，一向稳如泰山的中央财政遭到巨大威胁。

    在展开疯狂的鸦片贸易的同时，英国人同时还试图摆脱对中国茶叶的进口依赖。东印公司在印度东北部人烟稀少的阿萨姆地区成立了茶叶公司，颁布开垦法案，承诺凡是到这里种植茶树并外销的欧洲种植园主，可获得本地区多达3000平方米的土地。东印公司在阿萨姆地区野蛮驱逐从事游牧业的原住民并大量砍伐森林、开辟茶山，同时还投巨资建立铁路、公路等运输网。从此以后，印度红茶取代中国茶叶成为欧美市场的主要供货基地。

    由上述陈述可以发现，贸易的天平是怎样倾斜的。

    也正是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朝廷委派最有才干的重臣、福建籍官员林则徐（1785－1850）南下禁烟。

    1839年（道光十九年），农历正月二十五日（公历3月10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只带了几名贴身随从，悄悄抵达广州。非常巧合的是，这一天，正是伍秉鉴的七十岁寿辰，满城官员、商人和文士都赶去为这位财势熏人的十三行“商总”暖寿。

    可以想象的是，在那次盛大的寿宴上，钦差大臣的到来是一个最热烈的耳语话题，人们都在猜测即将开始的禁烟运动将以怎样的方式展开并结束。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夹在林则徐与洋人之间的，正是眼前这位七十岁的巨富寿星。

    伍秉鉴久闻林氏官声，知道此行非同小可。第二天的清晨，他早早安排儿子伍绍荣去各大商馆，警告外商们，不要往刀尖上撞。然而，那些鸦片商人却不以为然，他们既不返航，也不销毁，而是把装满鸦片的趸船开到大屿山南部藏了起来。情报很快传到了林则徐的耳朵里，这成了伍秉鉴勾结烟商的罪证之一。

    从禁烟的第一天起，林则徐就把伍秉鉴和十三行商人看成了烟商的同谋。伍绍荣将外商上缴的1037箱鸦片交给林则徐，希望能就此结案。而在林看来，这显然是企图蒙混过关，他认定怡和洋行的查顿和宝顺洋行的颠地是最重要的敌人，前者“盘踞粤省夷馆，历二十年之久，鸦片之到处流行，实以该夷为祸首”，后者是“著名贩卖鸦片之奸夷”、“诚为首恶，断难姑容”。林则徐下令提拿二人，传讯他们“听候审办”。“铁头老鼠”查顿见局面不妙，先行躲回英国去了，而颠地却非常强硬，竟然提出要林则徐颁发亲笔护照，担保他能24小时内回来作为条件。盛怒之下的林则徐当即派人锁拿伍绍荣，将他革去职衔，投入大牢。伍秉鉴派人前去说项，林则徐断然拒绝说：“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尔！”

    伍家一再与颠地协商，劝其交出鸦片，平息争端。但是，对立的事态并未因此平息。在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支持下，颠地逃出广州城。林则徐下令封锁外国商馆，断绝粮、水等供应。而伍秉鉴则让人偷偷给外国人送去食品和饮用水，这件事，后来也成了伍家通敌的罪证之一。3月28日，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的义律，不得不将鸦片悉数交出，总计21306箱，其中，怡和洋行缴出7000箱，宝顺洋行缴出1700箱，旗昌洋行缴出1540箱，三大洋行的缴出量占总数的一半。6月3日，林则徐主持了震惊世界的虎门销烟，将两万余箱鸦片全部销毁。11月，道光皇帝下旨永久性地停止中英贸易。

    禁烟事件发生后，回到伦敦的查顿通过下议员史密斯晋见首相巴麦尊，力陈对华开战，他还带去了大量的地图和情报资料。后来，巴麦尊在一封给史密斯的信中说，“基本上是借助于你和查顿先生，那么慷慨地给我们提供有帮助的情报，我们才能够获得如此满意的结果。”与此同时，在印度的鸦片市场上，受禁烟消息的影响，鸦片价格狂跌至每箱200元，怡和洋行乘机购入囤货，后来在中国市场上以每箱800元的价格售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