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俦。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其他若杜佑、郑樵、马贵与、王应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则文流于蔓矣。游、杨、金、许、薛、胡之俦，能深而不能博，则文伤于易矣。由是有汉学、宋学之分，龂龂相角，非一朝矣。

    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区区之心，不胜奢愿，譬若以蚊而负山，盲人而行万里也，亦可哂已！盖上者仰企于《通书》《正蒙》，其次则笃嗜司马迁、韩愈之书，谓二子诚亦深博而颇窥古人属文之法，今论者不究二子之识解，辄谓迁之书愤懑不平，愈之书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于世人之说，是犹睹《盘》《诰》之聱牙而谓《尚书》不可读，观郑卫之淫乱而谓全《诗》可删，其毋乃漫于一概而未之细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仆则谓君子所性，虽破万卷不加焉，虽一字不识无损焉。离书籍而言道，则仁、义、忠、信，反躬皆备。尧舜孔孟非有余，愚夫愚妇非不足，初不关乎文字也。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气则性情亦胡以附丽乎？今世雕虫小夫，既溺于声律绘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谓读圣贤书当明其道，不当究其文字。是犹论观人者当观其心所载之理，不当观其耳目言动血气之末也，不亦诬乎？知舍血气无以见心理，则知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矣。

    周濂溪氏称文以载道，而以虚车讥俗儒。夫虚车诚不可，无车又可以行远乎？孔孟没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行远之车也。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为行远之计，又可不早具坚车乎哉？故凡仆之鄙愿，苟于道有所见，不特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虽曰不逮，志则如斯。其于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道之多寡，剖其铢两而殿最焉。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极知狂谬，为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过弥甚。

    译文

    听说这里有擅长作古文与诗的人，就此细加查访，原来是桐城姚鼐郎中的著作。姚鼐的言论的确有可取之处，于是将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以及方苞的作品尽心阅读，其他六朝善于写诗者以及李白、苏轼、黄庭坚等人，也都阅读他们的作品而探究他们的源流归属，然后懂得古时悟道者，没有对文字不明了的。会写文章而不悟道者，或许有，怎么会有悟道而不会写文章的人呢？

    古时的圣人观天地的纹理、鸟兽的行迹，而制作书契，于是便有了笔画。笔画与笔画互相交错而成为字，字与字相连续而成为句子，句子与句子相连续而成为篇章。口头上不能表达的，文字能曲意传达，所以文字能代替口头而传之千秋万代。伏羲已经深知治理天地人之间的法则，而画出八卦以使其明了。文王、周公担心人们还不能明白，于是以文字来彰明它，孔子又作《十翼》、编各种经典来阐述它，于是散见于万事万物中的道也便尽可能见于文字了。

    圣人之所以可贵，在于他确立的所行与万事万物相联系，隐然符合于道，他的文字可以教育后世。我们士人之所以能够学习圣贤，也是靠着文字来考察古代圣贤的作为，窥究他们的用心之所在。如此说来，这些句与句、字与字相连续的篇章，便将古圣贤的精神语言笑貌都寄寓了。假如出现毫厘之差，便会错致千里。词气的缓与急，韵味的厚与薄，作文者一有不慎，则格局立即变化，读书者一有不慎，则于文中之意瞢懂无知。故而国藩恳切地说，今天想要明了先王之道，不能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

    三代昌盛的那个时代，圣君贤相融洽继承，道德中的精华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