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苏联小说家。他站起身来，举起酒杯，凝视着我们说：“这杯酒献给美国人。他们享受到一点自由。”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而且他们知道如何保护自由。”

    果真如此吗？

    《人权法案》墨迹未干之时，政治家们就找到了推翻它的途径——利用恐惧和爱国热情。1798年，在朝的联邦党知道，种族和文化偏见是容易激发的民族情绪。联邦党利用法国和美国的紧张关系以及人们普遍存在的法国和爱尔兰移民天生就不适合成为美国人的忧虑，通过了一套法案，即众所周知的《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

    一个法律将公民居留权增加了5-14年(法国和爱尔兰血统公民通常投票支持其反对派，即托马斯·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客籍法》赋予约翰·亚当斯总统可以驱逐任何他认为可疑的外国人的权力。一个国会议员说：“令总统不安的是新犯罪。”杰斐逊认为，制订《客籍法》的目的就是为了驱逐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C·F·沃尔尼、著名的化学家族的权威皮埃尔·塞缪尔·杜邦·德尼莫尔、氧的发现者、英国科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烈以及天才的先知先觉者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这样的科学家的。在杰斐逊看来，这正是美国所需要的人才。

    《镇压叛乱法》将出版对政府所进行的“错误的或恶意的”批评的文字或者鼓动反对该法中的任何条款都视为非法。20多人被捕，10多人被判有罪，更多的人受到搜查或者受到必须保持沉默的威胁。杰斐逊说：这个法令试图“通过确定所有对于联邦党官员和政策的批评都为犯罪，来打击所有政治上的反对势力”。

    杰斐逊刚刚当选总统后，即1801年刚开始总统任期的第一个星期，就对《镇压叛乱法》的所有受害者实行大赦。他说，因为该法违反美国的自由精神，这好比国会命令我们所有人都俯下身五拜祭一头金牛。1802年，《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的内容被从各种书籍中删除。

    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内，使法国人变得疯狂的情绪和“疯狂的爱尔兰人”对我们形成了一种严重的威胁，好像我们愿意放弃最为宝贵的自由，彼情彼景，不堪回首。赞赏法国和爱兰尔的文化成就，主张赋予他们同等的权利，在实践中就会被保守人士诋毁为温良恭俭让——不现实的政治改良，但正是这种主张在管理社会中总是有效的。后来似乎出现了偏差。到出现偏差时，我们就必定被卷入新的一股狂热之中。

    那些不惜一切代价谋求权力的人总是在寻找社会弱点，唯恐不能实现权力的梦想。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当时的种族差异造成的，也可能是皮肤中色素含量不同，哲学或宗教信仰不同，也可能是吸毒、暴力犯罪、经济危机、学校祷告或者“亵渎”(书面语，意指侮辱神圣的东西)国旗。

    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快速的解决方法就是从《人权法案》中减掉一些有关自由的内容。确实如此，1942年，日裔美国人受《人权法案》保护，但是我们却随随便便地就将他们抓起来，毕竟这是战争时期嘛。宪法中也确实有禁止无证据搜查和拘禁的条款，但是我们正在打击贩毒吸毒的战斗，而且，暴力犯罪已经超出控制范围。言论自由也是不假，但是我们不想让外国作家在美国大肆传播外国的意识形态，难道我们不是这样做的吗？每年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借口，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更多的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并压制各种不同的观点——尽管经验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这种做法是多么危险。

    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就无法评价保护我们自己免受别人迫害的措施。我在谈论外星人绑架地球人问题时曾谈过欧洲搜捕女巫的狂热行为。我希望读者能够谅解我重谈这个问题的政治背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问题管窥人类的自我认识能力。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15世纪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