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巫师、术士和神学家在他们复杂而神秘的技艺中也有高超的技巧。不，阻碍来自政治或僧侣的统治。在那些缺乏新的挑战，不管外部的还是内部的文化中，也就不需要根本的变化，因而不需要鼓励新颖的想法。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异端可以被宣布是危险的；思想可以变得僵化；对不允许有的想法的制裁可以强化--都不会有太大损害。但是，在各种各样的不断变化的环境、生态或政治条件下，只是照搬老一套再也起不了什么作用。那么，那些不盲目遵循传统，也不试图把自己的好恶强加给自然的或社会中的一切，而是乐于接受宇宙教给人们的东西的人将得到奖赏。每个社会必须决定，在开放和僵化的连续统一体之间，安全点存在于何处。

    希腊数学向前迈出了光辉的一步，而另一方面，希腊科学——它最初的发展是很幼稚的并且通常对实验蒙昧无知——充满了错误。他们相信视觉依赖于像雷达一样从我们眼里发出的一种波，在我们看到的物体上反射回眼中，却无视我们在夜里看不见东西这一事实。(然而他们在光学方面有了重要的进步。)不考虑孩子和母亲明显的相像，他们相信遗传特征只由精子携带，女性只是被动的贮藏所。他们相信一块水平抛出的石块会得到某种浮力，因而比同时同高度垂直下落的石块在空中停留时间长。对于简单几何图形的迷恋使他们认为圆是“完美的”；不考虑“月中人”(月亮中的暗影)和太阳黑子(偶尔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可以用肉眼看到)，他们坚持天空也是“完美的”；所以，行星轨道一定是圆的。

    仅仅是脱离迷信还不足以使科学成长。人们还必须想到向自然提问，并通过实验验证。这方面有一些出色的例子——如厄拉多塞对地球直径的测量，或恩培多克勒阐释空气物质性的漏壶实验。但是在一个手工劳动被认为是低下的，是只适合奴隶干的社会中，比如传统的希腊-罗马世界，实验方法是不会兴盛起来的。科学要求我们既摆脱严重的迷信又摆脱严重的偏见，教会和世俗政权强加的迷信和偏见常常是狼狈为奸。毫不奇怪，政治革命，对宗教的怀疑主义和科学的兴起会同时发生。从迷信中获得自由是科学的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

    同时，不可否认，从中世纪的迷信转变到现代科学的过程中，像受到了一种最重要观念的深刻影响，那就是，一个创造了宇宙的至高无上的上帝不只创建了人们赖以过活的戒律还建立了自然本身必须遵循的法则。17世纪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没有他牛顿物理学也许就不会产生——描述他对科学的追求就是希望了解上帝的想法。在我们的时代，顶尖科学家，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斯蒂芬·霍金，也用相似的语言描述了他们的追求。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和中国技术史专家李约瑟也提出非西方文化中科学发展所欠缺的是一神论。

    然而，我想，在这1000年中对这一论点的有力反证正在向我们呼喊。

    狩猎小组跟踪蹄印和其它踪迹。他们在一片树林旁暂停了一会儿。他们蹲下来仔细地检查踪迹。他们所一直追寻的踪迹被另一条穿过了。很快，他们统一了意见，确定了是哪一种动物，有多少，岁数和性别，有没有受伤的，跑得多快，跑过去多长时间了，有没有别的猎人也在追踪，小组能不能追上猎物，如果能追上要花多少时间。决定作出后，他们轻拂他们将追寻的踪迹，牙齿间发出像风一样轻微的声响，然后大步慢跑。尽管背着弓和毒箭，他们继续已经开始了几小时的马拉松锦标赛。他们几乎总是在地上准确地读出讯息。野牛或羚羊或霍加披(像长颈鹿的动物)就在他们想到的地方，数量和情况正像他们所估计的一样。狩猎很成功。猎物被带回了临时的营地。每个人饱餐了一顿。

    这段多少有些典型的关于狩猎的短文是对坤桑人的描述，他们居住在博茨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