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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胡客养伤恢复的一年半里,徐锡麟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护送胡客回到大通学堂后,徐锡麟派陈伯平和马宗汉轮流去八字桥守候,数日后接应到了平阳党首领竺绍康和张伯岐等人,不久后又接应到了乌带党首领王金发和裘文高等人。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徐锡麟“昼步行百里,夜止丛社间”,先后到诸暨、义乌、东阳、缙阳等地,联络了龙华会、双龙会、伏虎会等会党,各会党首领如沈荣卿、张恭、周华昌、刘耀勋等人都秘密前来大通学堂,陶成章和魏兰也联系了不少白布会的骨干成员前来。这些人进入大通学堂的特别班进行学习和训练,不久后相继加入光复会。作为各山堂会党的首领,这些人少则驾驭数百人,多则统领数千人,光复会的势力也因此得以扩大数倍,逐渐覆盖了整个浙江省。

    大通学堂的人员大幅增加,目标自然也就大了许多。为了不引起外人的注意,徐锡麟和陶成章想出了不少办法,如每逢学堂开学或学生毕业时,都要设宴飨之礼,邀请绍兴城内的大小官吏和有名望的士绅前来,举行开学或毕业仪式,官绅和学生还要一起合照,照片分送衙门及各学校留为纪念,毕业文凭须加盖府衙官印才发放给学生。这几招下来,在外人的眼中,大通学堂俨然成了官办式的府立学堂,拥有了正经的名分,自然也就不会对此产生怀疑。

    在大通学堂的礼堂背后,有一座时常锁着不允许外人出入的抱厦,里面悬挂着一副对联。这幅对联写道:

    徐锡麟每次进入抱厦,都会望着这副对联怔怔出神。

    卧薪尝胆,不忘血仇,修鳞养爪,颠覆满清,这副对联所表达的意思,正是徐锡麟心中的信念,是整个光复会的信念,也是国内外所有革命党人的信念。

    光复会的势力在浙江省如此迅速地扩张,让徐锡麟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

    与此同时,他也看到革命形势虽然在江南地区日益高涨,但和思想活跃的南方比起来,北方至今仍是一潭死水,如果能将革命之火烧到北方,对清廷的统治将是致命的打击。

    正因为如此,在大通学堂秘密培训会党成员的同时,徐锡麟只身一人离开了大通学堂,北上展开活动。

    这一趟北上,徐锡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最远甚至到了吉林的边疆一带。沿途之中,他接触了不少绿林好汉,但始终没有收获预想中的结果,比如他到东北时,与当地赫赫有名的大盗冯麟阁联络,但被冯麟阁推拒,当徐锡麟离开后,这位后来与张作霖争雄一时的东北大盗,转过头去便接受了清廷的招安,出任巡防营统带一职。

    南与北的这种巨大反差,令徐锡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

    他认识到清廷在北方的统治仍可谓根深蒂固,满清的势力依旧很庞大,光复会乃至整个革命党的力量与之相比,仍然显得过于渺小,单靠浙江省一带的山堂会党来进行武装起义,很难取得最后的成功。

    徐锡麟的目光开始转移,很快瞄准了另外一个群体——清廷在新政中所编练的新军。

    “庚子国变”后,清廷大行新政,停止武科科举考试,在全国范围内裁汰旧军,后来又设立练兵处,任命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帮办大臣,开始大范围地编练新军。这些新军完全按照西式军制来编练,征召入伍的大都是一些有文化的青年人。这些青年人读过书见识广,敢于持有不同的政见,不同于旧军官兵那般一味地效忠皇权,因此是革命党人可以争取和依靠的力量。

    “要想革命成功,非握有军队不可,”徐锡麟对陶成章说,“尤其是新军!”

    陶成章赞同徐锡麟的看法,但新军是清廷的清军,要想掌握新军,就必须打入清廷的内部。

    徐锡麟想到的办法是花钱捐官。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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