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9年11月14日我呱呱坠地在北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我们家可是百分之一百的书香门第。全家不是搞物理就是搞建筑的，并和清华大学结下不解之缘，且有着浓郁深厚的感情，以至于我长大后想报考梦寐以求的浙江大学都不能。高考过后我并不想报考清华大学，由于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我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去清华的舞会侦察过了，女生少得可怜不说还都长得跟女科学家似的，我只能望而却步。宋柯当时也一心想读浙江大学，因为当时只有浙江大学有经管系，清华没有，正好经管系还有特别漂亮的女老师，所以当时的宋柯也对浙大趋之若鹜，但后来也和我一样的命运——被家里无情镇压了。要说我们为什么都想报考浙江大学，那是因为浙大山清水秀、美女如云。其实我已经偷偷地填好了志愿，只是后来被我家里发现了。我和我爸妈说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做主呢？我们家人就跟我讲，男人一生一定要坚持一个世界观。我不能在这个时候说自己是一个西方人，我是自由的，然后等我找父母要钱的时候说自己是东方人，我是一个中国人，父母得养活我。要是按照西方的道路我就自己决定上哪所大学，但是得自己供自己读大学跟美国人一样，父母一分钱都不会给。要不然就东方方式，父母给我拿学费、生活费，我报考清华大学。经过激烈的心理斗争之后，我没出息地向物质低头，放弃了理想的浙大，报考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雷达专业。我生长在特别狭小的那种环境，生下来周围就是那种连硕士研究生都是文盲的环境，整个院里就是那种气氛，各种在中国各个领域坐头把交椅的人物。我长大以后也是，一直没离开过所谓的那种名校心态。

    我上大学的时候很潇洒，组乐队、玩儿摇滚，在清华的宿舍的楼顶上排练，结识各种志同道合的好姑娘、好小伙儿，并结下深深的革命情谊。还记得我曾经同老狼（那时候还是小狼）远赴海南岛演出，给当地歌厅普及摇滚乐。当时我就是想出去走走，老狼是因为收到狼嫂的分手小纸条心里难过，也想出去透透气，我俩就一路向南，长途跋涉奔海南岛去了。到了海南岛后也挺艰苦的，我们在台上唱歌，人家就说你们唱的什么啊，我们不明白，最后还被人家追着打。当时我们还在没电的屋子里面弹琴唱歌，因为隔壁的宿舍住着17个姑娘，我们这两个房间的夹墙上还有一个高高的气窗是相连的，都能听见隔壁姑娘的声音，不能看就只好听听姑娘的声音了，对于那个时候的我们已经算是很大的慰藉了，这个也算是因祸得福。没想到在海南的生活结束得太突然，人家不让我们唱了，我们只好打包走人。当打道回府的时候只剩下一个人的车马费时，我果断地把机会让给了老狼同学。我自己一个人坐船去了厦门，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作远方，并在流浪于厦门大学的日子里邂逅了那个我终身感激的姑娘。厦门流浪的日子在日后也让我无比怀念，那时候的我们单纯得可爱极了，没有谎言也没有欺骗，只有满脑子的梦想和挥霍不完的青春。

    从厦门回来后我从清华大学退学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预备班学习导演电影，随后又进入亚洲电视艺术中心任编导。期间还做广告用以糊口，没想到后来不仅可以靠这手艺糊口还让我年纪轻轻就提前奔上了小康的生活。二十三岁的时候林肯车也有了，“大砖头”手机也有了，手机下面还挂着一个大BP机，还有一个特牛的呼号“6”，别人的呼号都是好几位数字，我的呼号就一位，在当时真的是非常高调了。年轻的时候自我膨胀得厉害，现在想想当年的自己，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也许这就是男人成长的必经之路吧。我总认为男人的成长比女生要艰苦得多。总是在推翻了以前的自己再重新来过，然后才能一点点长大。别人奋斗很多年才得到的东西，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就纷纷入手。有钱了也不能忘记兄弟们，经常和大家一起大碗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