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10日，是上海市政府成立十周年纪念日，而再过一个月，就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十周年纪念。上海市中心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近万人涌进会场观看庆祝仪式，并参观了六个成就展览。这时候的上海正宛若一颗“东方明珠”，全国金融业资产的四分之三聚集在这里。53％的对外贸易和25％的国内外航运通过这里运转，在现代制造业方面，上海是“民族工业的中心”，全国近4000家现代工厂中，有1200多家开设于此，无论是资本投资额还是使用现代新式机器、劳动力的规模，上海都堪称第一。这一天的上海滩，到处洋溢着快乐的激情。但是，一本关注时局的杂志《人民论坛》则刊登了一篇时评，题为《上海成立日庆典的幽灵》，作者写到，“总有一个幽灵游荡在庆祝活动中：战争的幽灵。”

    就在三天前，日本军队在北京附近的卢沟桥对中国军队发动了攻击，它被称为“七七事变”。从这一天起，中国卷入一场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

    8月8日，日军攻入北京城。随即长驱南下进击上海，超过四百万难民涌进租界，在后面的三个月里，70万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11月8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首都南京沦陷，日军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超过35万军民丧生。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日军箭锋直逼武汉，遥望重庆，东京宣称将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

    战争爆发了。一切都变得身不由己。

    在国家存亡的重大时刻，企业家们的事业是如此的脆弱，它如蚕丝在大风中飘荡，大大小小的企业家跟那个时代中的每个中国人一样，突然间与民族命运这个大道义站在了一起。

    就在这场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战争到来之前，中国商业界的人们在做些什么呢？

    先说宋子文和孔祥熙。就在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星期，他们做成了一笔效益超好的生意，7月1日，一家名叫扬子电气的股份公司宣布成立，它收购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国营电厂——首都电厂。这是孔宋家族枚不胜举的、利用权力、化私为公的经典案例之一。

    在1928年，作为新首都的南京城的供电系统十分不足，以至于“灯光黑暗，为全国所仅见”（张静江语）。南京在晚清时建了一家官办的“金陵电灯官厂”，民国后更名为江苏省立南京电灯厂，名为官办，实际由民间资本经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当即将电灯厂作为“逆产”无偿没收，改名为首都电厂，它被归入建设委员会辖下。随后，政府将电厂抵押，从银行套得资金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同时给予了大量的优惠政策扶持，包括享受平价煤、低利贷款，甚至还以改善民生为名义由行政院拨款为电厂新增发电设备。在政策大力输血、市场垄断经营以及“首都效应”等多重利好的刺激下，首都电厂迅速壮大并实现了非常好的效益，在1928年划归国营的时候，电厂的固定资产仅有21万元，到1937年就增至958万元，增加了足足45倍，在很多年里，企业的年均获利率都在20％－25％左右，是当时国内效益最好的大型国营企业之一。

    到1937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建设委员会以首都电厂需筹措巨额发展资金，而国家一时难以筹措为理由，提出将首都电厂以及无锡的戚墅堰电厂——它在1928年前也是私人企业，后被没收归为国营——向社会公开招收商股，“以提高社会投资”。这一建议在该年的4月1日获得国民政府训令批准。仅仅过了一个多星期，建设委员会就完成了首都电厂的资产评估工作。它还迅速拟定了具体招股办法，主要内容为：第一，将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合并，组织扬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公司资本均定为1000万元，除建委会各保留20％之外，其余均招收商股。而商股的办理工作交给了一家叫做“中国建设银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