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2月初，早春寒意料峭。60岁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坐小客轮逆水西行，长江两岸列兵森严，一派大战将临前的肃杀气象。虞洽卿是去南昌拜访昔日小老乡、当今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的是，在当代中国的百年商业历史上，此行竟直接导致了中国企业家年代的彻底终结和一个黄金商业周期的嘎然中止。

    自1917年之后，国民党被赶出权力中心的北京，偏据广东一隅，十年磨剑终成大器。1926年9月7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先是在惠州西湖一带大败北洋军阀吴佩孚，继而于十月击溃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12月，北伐大军抵达南昌，设总司令行辕，箭锋汹汹直指上海。而北伐军总司令就是6年前靠虞洽卿接济、曾拜黄金荣为“老头子”的蒋介石。

    新年春节刚过，虞洽卿受上海商人团体的委托，坐船西行去南昌拜见小老乡。此时的上海局势一派混沌。惶惶不可终日的孙传芳军仍盘踞市区，市井已是惊恐萧条。这时候，摆在上海企业家阶层面前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

    其一，上海当时的实际控制人孙传芳提出了一个“大上海计划”，建议由军人、文人和商人组成一个治理集团，他还提议由自由派人士丁文江出任总协调人，然而，虞洽卿们对此议没有兴趣，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从袁世凯、段祺瑞到曹琨、张作霖，军阀轮番执政北京城，这些人除了把枪杆子握得紧紧的之外，没有一个具有现代民主理想和治国方略，每一次都因无能和暴烈而失去民心。企业家们已经对旧式军阀失去了基本的信任。

    其二，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组织也在积极活动，上年10月，共产党人周恩来组织发动工人进行武装暴动，起事失利，然而他仍在积极筹划第二次行动。与共产党和工人组织结盟，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政治方案。然而对此，虞洽卿们也没有信心，在一年多前的五卅事件中，上海总商会与总工会在精神理念和行事原则上已南辕北辙。对于无产者来说，在革命中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而从商者却可能在可怕的革命中被剥夺掉所有，他们是既有秩序的维护者或维修者，从来没有革命的勇气、冲动和利益需求。

    作为既得利益阶层，上海商人理想中的出路是实现上海自治，自1924年提出“废使、撤兵、移厂”三项主张后，这一直是他们坚定不渝的理想，它也得到了一些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认可。于是，就在北伐军大兵压境之际，虞洽卿们天真地期望与同乡蒋介石结盟，帮助实现这个目标。早在1924年底，中国银行的张公权就以上海银行公会领导者的身份与广州方面取得了联系，他借给大元帅府50万元，这是近十年来，江浙财团与国民党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当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时，蒋介石电令，“我军到达各地，当加意维持中国银行。”1926年8月，北伐军攻进江西，当地商民拒绝使用北伐军的临时军用兑换券，张公权又先后秘密汇去30万元和100万元以救急用，这些款项约等于北伐最初阶段所需费用的四分之一。很显然，试探性的合作一直没有停断过。

    虞洽卿与蒋介石在南昌相晤甚欢。没有确凿的史料显示，他们具体达成了怎样的默契，不过，日后事态的演变可对此进行清晰的推测。

    虞回沪后，先是以“调人”身份函告英法租界当局，宣称“已承双方（指北伐军和上海总工会）切实声明，对于上海治安完全负责，竭力维持，并保证无轨外行动之虞。深望贵当局在此世局纷扰之际，处之镇静，协力合作。”

    2月18日，上海总工会宣布总罢工，转而进行武装起义，遭到孙传芳部队的弹压。3月21日，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暴动工人分别向警署、兵营发动猛攻，经过三十小时激战，终于占领上海。在两次暴动过程中，上海总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