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4月12日上午十时，一艘轮船沿黄浦江缓缓驶进上海汇山码头。船上，一位戴着红帽子、银须白袍、宛若神仙的老者挥手向欢迎的人群致意，他就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文豪、印度诗人泰戈尔。在随后的两个月里，泰戈尔刮起了一场充满了甜蜜气息的中印文化交流热浪，一群年轻的、操着娴熟英语的中国诗人围绕在他的身边，仿佛重新燃起了东方轻灵文化的篝火。其中，最狂热的崇拜者是从剑桥大学留学归来的诗人徐志摩，他每天陪着泰戈尔四处演讲，还随同去了日本，在那里，他写出一组温婉娇羞的新诗，在每一个段落的最后，他都以“沙扬娜拉”为结束。徐志摩的新诗显然比几年前胡适的口水诗要精致得多，却没有了咄咄的时代气味。

    沙扬娜拉，日语“再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924年并不象徐诗人所描述的那么甜蜜，却真是一个“再见”的年份。

    短暂的和平在这一年被打破了，军阀们再次开战。尤其糟糕的是，此次战火居然烧到了商业繁荣、过去数十年里一直没有重大战乱的江浙一带，1924年9月3日，江苏直系督军齐燮元为夺取上海，向盘据上海和浙江的皖系督军卢永祥、何丰林开战，双方相持于嘉定、太仓、浏河一带，江浙工商业顿时风声鹤唳。紧接着，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以援助皖系为由，跟直系吴佩孚在山海关开战，双方投入30万人，为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战事。吴佩孚因为冯玉祥部临阵倒戈而战败，奉皖联手，组成临时执政府。张作霖入关后，粗暴对待知识界和持不同政见者，政局一直动荡不安。人们对北洋军阀终于彻底失去信心，在南方偏据多年的国民党再次成为被期待的力量，1924年11月，孙中山受邀北上共商国事，不料，他的身体状况突然恶化，在第二年的3月12日因肝癌病逝于北京，终年59岁。在遗言中，他告诫全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

    那年的天灾也是不断，长江、汉水并涨，武汉三镇江堤多处漫溃，京汉铁路被大水冲毁，地方志记载，“各项商业无不停顿，萧条情况实为从所未有”。中原和西北一带，受气候影响，农产品已经连续多年歉收，河南等省份还发生了饥荒。

    在产业经济方面，欧洲各国进入战后复兴，中国再成被争夺的市场，日本势力仍然强劲，再加上连年农产品歉收，各种原材料大涨，脆弱的民族产业受到严重冲击。其中，景象最惨的是前些年发展最快的棉纺业，从1922年10月到1924年6月，上海交易所的棉花平均价格上涨了73％，厂家不堪其重，爆发了纱厂危机，到1924年初，三分之一的上海纱厂停产歇业。在经济寒流到来的时候，民族工业抵抗风险能力的赢弱逼现无遗，与同在上海的英资、日资企业相比，本土纱厂的管理水平明显落后，生产效率低下，流动资金太少，金融体系的支持也十分不足，因此，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可水涨船高，而危机到来时，则会率先出局。从数据来看，就在纱厂危机期间，英资怡和纱厂仍然有30％的股息可以分配，而日本纺织株式会社的年度利润率也高达25％。华资的华丰、宝成等大厂相继被日商兼并。

    在这场危机中，最轰动的事件是商界精神领袖、“状元企业家”张謇的破产。

    晚年的张謇把大量的精力投注于政治事务和南通模范城的建设，他到底有多少时间化在生产经营上不得而知。大生集团在1919创下盈利380多万两的最高记录，到1922年就因棉花涨价而出现了亏损，该年亏掉70万两，其后就江河日下。到1924年，大生已欠下400万两的巨额债务，直奉战争爆发后，东北和华北市场已惨不可问，更糟糕的是齐燮元与卢永祥居然还在家门口开火，江浙市场一动摇，大生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到1925年，大生集团已经资不抵债，光是大生一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