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立，人人期盼国家重建。但是，政治家们却不做如是想，他们算计的是自己的权力，不同的治国理念很快让脆弱的结盟分崩瓦解。在南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才一个多月，就被迫把职位让给了北京的袁世凯，他承诺去修铁路，可是，国民党不可能改组成“铁路党”，热血沸腾的青年革命党人又怎么甘心集体去当铁路工人。军阀出身的袁世凯更不愿意让人分享权力，在1913年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国民党赢得压倒性胜利，盛传将出任内阁总理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却被暗杀了，很快，国民党在江西宣布“二次革命”，袁世凯的北洋军在战争中获胜。1915年，利令智昏的袁世凯居然想当皇帝，12月，云南首举义帜，南方各省群起响应，这次，北洋军吃了败仗，不得民心的袁不得不于第二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很快在郁郁中去世。

    接下来的四年，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北洋军分裂为皖、直、奉三大派系，分别控制了北方、长江中下游和东北地区，另外，山西、西南又有晋系和滇系、桂系。1917年，还有一个拥护帝制的军阀带着三千名“辫子军”冲入北京城，搞了一出短暂的恢复帝制的闹剧。这年8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结果被皖系军阀段祺瑞打败，在后来的十年时间里，国民党偏据在广东一地，卧薪尝胆，一直到1927年才恢复元气，再次宣誓北伐。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的改朝换代便意味着财富积累的推倒重来，唯有那些善于左右逢源者才能够侥幸留存。在民国初年那样的乱世中，企业家要站稳“正确”的政治立场无疑是困难的。逐利和渴望稳定的职业天性让他们总是想跟强者站在一起，但是最严重的问题却是，到底“谁是强者”。

    身处这样的风云变幻，就连以“调人”著称、风舵手腕最是高超的虞洽卿也左右盼顾、不知所依。

    某次，他在报刊上吹捧袁世凯是“世界上第二个、中国第一个华盛顿”，当夜，虞宅就被炸弹炸掉一角，人畜无伤，却是惊吓一场，一封匿名信插在门环上，信云，“贵宅被炸，乃我辈为部下所逼，不得已下毒手。希以后对我党计划勿再破坏，以释前嫌。”虞洽卿哭笑不得。为了不得罪任何一方，这位“大调人”索性庭门大开，所有下台的政客、没了军队的将军、落难的前朝遗臣、破了产的商人，但凡找上门来一律来者无拒，绝不使之失望结怨。市井甚至有传言，凡是县知事一级，他都贷给300元，凡是道台、师长一级，则贷500元，所立字据，均是贷出有日，回收无期。

    政局混乱如此，在很多人想来，民生经济一定低迷不堪。但是，现实却又大大出乎人们的想象。

    事实上，自1911年之后的16年间，由于国家一直处在军阀割据及分裂的状况中，这客观上造成了中央集权政府的弱势，是自“五胡乱华”的南北朝以来，1400年间第一次出现“中央真空”。于是，这段时间成了一个绝对自由、而自由又变得十分吓人的时代。

    在今后的16年中，中国民营经济迎来了一个“黄金年代”，这也是百年中惟一的“黄金年代”。

    在这期间，国营企业体系基本瓦解，民营公司蓬勃发展，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明星企业家层出不穷，企业家阶层在公共事务上的话语权十分强大。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唐力行在《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中认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就是在这一时期基本奠定的。从经济增长率的数据上看，尽管有不同的统计结果，但是，高速增长是一个不争的共识，国内学者认为工业增长率在1912年到1920年间达到13.4%，1921到1922年有一短暂萧条，从1923到1926年为8.7%。美国的经济史学者托马斯·罗斯基的计算认为，从1912年到1927年之间的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