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2年春天，郑观应入局后，商办的思潮更加浓烈，郑对洋务官僚的警惕比唐、徐更为坚决，他尝言，“官之与民，声气不通”，工厂企业“一归官办，枝节横生，或盈或亏，莫敢过问。”当三人的理念达成共识后，他们便联名给李鸿章打了一份报告，希望将官款“依期分还，币息陆续缴官，嗣后商务由商任之，盈亏商认，与官无涉，请免派员。”

    此议等于要把招商局民营化，这显然不合大大地李中堂心思，可以说是脑后生出了反骨。

    事实上，在最初创办的那些官商合营企业中，因官本赢弱，启动资金大多来自民间，经营也基本仰赖买办，所以，强调商办原则是一个潮流。从这些企业的章程中，都可以看到经营者在这方面的强调。唐、徐在他们主持制定的轮船招商局章程中，即强调轮船招商局“归商办理”，鉴于此前并无这种先例，为减少可能由此带来的麻烦，他们接着表白称：“查商人践土食毛，为国赤子，本不敢于官商二字，稍存区别。惟事属商办，似宜俯照买卖常规，庶易遵守。”在开平矿务局的章程中，同样明确表示：“查此局虽系官督商办，究竟煤铁仍由商人销售，似宜仍照买卖常规，俾易遵守。所有各厂司事，必须於商股之中选充，方能有裨益事。”徐州利国矿务局的章程也明白无误的表明：“矿务以减少成本为首要。一应事宜概照商人买卖常规，撙节核实办理，不得稍涉糜费，以重商本……一切工作事宜，均以中国商民为之。”为商应当去除官场习气，这似乎是当时的一个共识，上海机器织布局便在章程中声明：“事虽由官发端，一切实由商办，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方能持久。”

    这些道理，对于一向开明的李鸿章来说并非不可接受，这些章程，写在纸面上也无不大碍，可是要据此将企业彻底的民营化，却是李中堂大人所决然不允的。他的心思也很容易看透：洋务派大吏办企业，一是为了“强兵”——军事上的需要，二是为了“富国”——增加财政收入，企业一旦民营，便无法直接掌控。从文化心理来分析，千百年间，商人从来“富而不贵”，为九流之末，跟他们一起合资办企业已是迫不得已之计，现在要闹“独立”，自然在官僚们看来是万万不行的。

    此外，还有一个让李鸿章不放心的就是，买办们在经营官督商办企业的时候，也按“惯例”经营着自己的私人企业。这中间无疑存在着严重的利益输送的混乱景象。以唐、徐两人为例，他们来招商局后，相继创办了长源泰。长发堆栈等流通企业，此外还办起了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仁济和保险公司，这些公司与招商局有大量的关联交易，难免给人上下其手的观感。（需要注明的是，即便官商盛宣怀接管后，也一样的如法炮制，一边以国家为名办企业，一边搞了一大堆私人公司敛聚财富，这一陋习一直延续到民国一代的宋子文、孔祥熙。中国官僚企业家的职业道德和官商文化的恶劣令人感慨。）

    于是，唐廷枢等人的那份联名信成了官商决裂的导火线。

    盛宣怀当然看到了这种离心景象，他久窥宝座，自然不会放过此等离间时刻。他密信呈报李鸿章，诋毁唐、徐办事无能，“细审任事诸人，并不加意勤勉，反觉遇事疏忽”，他特别告状具体主事的徐润，说“局内视为无足轻重之人”。具体而言，他认为唐、徐治局有两大罪状，一是任用洋人管事，不合大清体统，所以“急宜及早斥退，以符定章而免后悔”，二是任用私人，局中同事多是亲戚，“始而滥芋，继而舞弊。”他所陈述现象，都是当时买办人物及民间公司的常见之事，不过从国营体制而言，就成不可饶恕之罪了。他还联合朱其昂的胞弟、当时也在招商局任职的朱粹甫，处处为难唐、徐两人，朱是官派人员，掌管关防印章，他每每不到局里办公，或手握印章“屡请不到”，弄得唐、徐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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