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国家的财政需要，与人民群众的负担能力之间，经常处于矛盾之中。轻徭薄赋、无夺农时、平均负担就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家们为解决这一矛盾而提出的一些重要主张。这些主张的着眼点，都在于限制国家对人民的搜刮。但限制对人民的搜利，就会减少国家的收入。如何既减轻对人民的税收，又保证国家财政的富裕，中国赋税思想史上的开源节流思想回答过这一问题。

    早在春秋时期，孔丘的学生有若就曾劝告统治者，赋税的征收应该首先考虑使百姓富裕。百姓富裕了，财源充足，君主就不会穷；百姓贫穷了，财源枯竭，君主也不会富。“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因此，统治者应该实行富民政策，为国家培养赋税的基础。孟轲进一步指出，要使民富，主要靠两条：一条是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即轻徭薄赋；另一条就是搞好农业生产。“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商鞅进一步强调，农业是富国之本。农业生产发展了，百姓生产的粟帛增多了，国家财政就可以富足，农业生产搞不好，田地荒芜，国家财政就会贫穷。战国末年著名思想家荀况，则明确的提出了开源节流思想，他说：“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jiao叫，同“窖”〕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huang黄〕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荀子·富国》)。荀况所说的“田野县鄙”，指农业生产。“百姓时和，事业得叙”，指天时、地利、人和，农、工、商各业井然有序。“垣窌仓廪”，是储存粮食的仓库。“等赋府库”，指国家按等征赋及其所充实起来的国库。荀况在这里明确指出，农工商各业的发展，是财富的源泉，而赋税及其所集中起来的收入，不过是财富的末流，要使国家财政收入充足，必须开源节流，即发展生产，节约支出。

    荀况指出，财富是百姓的劳动创造的。要发展生产，必须爱护和善于使用民力。国家要尽量少征发力役，不侵夺农时。百姓有余力做的事，国家就兴办；没有余力做的，就停止。夏天应使百姓不受暑热，冬天应使百姓不受冻寒，不能伤害百姓的劳动力。要兴修水利，使用良种，改良工具，修治道路，以保证农、工、商各业都得到发展，从而开辟财源。要减轻百姓的赋税，使百姓家有余财，增加生产投资，从而增加土地的产出。荀况和其他很多思想家一样，反对国家对百姓敲骨吸髓，竭泽而渔。认为竭泽而渔，国家的府库虽然暂时充足了，但百姓却穷了。百姓饥寒死亡，无法发展生产，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财源。用这样的方法充实起来的国库，是不可能长久的。这就像一个容器“上溢而下漏”(《荀子·王制》)一样，上面虽然装得流淌了出来，但底却漏了，所以整个容器里的水很快就会空，它的充溢富足只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现象。

    这种发展生产以开辟财源，从而增加国家赋税收入的思想，为历代进步思想家和理财家所继承。北魏均田制的出发点，就是首先解决土地问题，使劳动者都能拥有土地这一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从事粟帛生产，从而保证国家的赋税来源。唐朝的皮日休还明确提出了赋税要“励民成业”的原则。业，指生产事业，即国家税收应起到激励百姓发展生产事业的作用。“征税者非以率民而奉君，亦将以励民而成其业也”(《皮子文薮·请行周典》)。王安石也指出，理财必须首先从发展生产着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认为先生财，后取财，这是理财、治赋的基本原则。他所推行的农田水利法等一系列新法，都贯穿了这种通过发展生产以增加国家赋税收入的精神。近代初期著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