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想起我太太，我总会想起她那颗头颅。最先想起的是轮廓：第一眼见到她时，我望见的就是她的后脑，那头颅有着某种曼妙之处，好似一粒闪亮坚硬的玉米，要不然便是河床上的一块化石。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定会夸她“头型雅致”，你简直一下子就能想出颅骨的形状。

    不管在哪儿，我都不会错认她那颗小脑袋。

    我也会想起那颗脑袋里装着的思绪。她的脑中有着无数沟回，一个个念头穿梭其间，好似狂乱的蜈蚣。我像个孩子一般想象着一幕场景：我要打开她的头颅，理清沟回，捉住思绪，让它们无处可逃。“你在想些什么呢，艾米莉？”自结婚以来，这是我问得最多的问题，即使我没有大声问出口，也没有问那个掌握着答案的人；但据我猜想，这些问题恰似阴云一般笼罩着每一宗婚姻——“你在想些什么呢？你感觉怎么样？你是谁？我们都对彼此做了些什么？我们该怎么办？”

    清晨六点整，我打了个激灵睁开眼睛。这次可不是眨眨眼悠然醒来，睫毛还好似翅膀一般忽闪，这次我可是直挺挺地醒过来的。眼帘“咔嗒”一下睁开，好似诡异的木偶娃娃，眼前先是一片漆黑，紧接着一眼瞧见闹钟显示着六点整——好戏登场！这种感觉有点怪，因为我很少在整点睡醒，我这人起床的时间很不规律，要么是八点四十三分，要么是十一点五十一分，要么是九点二十六分。我的生活可不受闹钟的摆布。

    恰在六点整，夏日的朝阳从橡树丛背后喷薄而出，露出盛气凌人的面孔。阳光在河面上投下一片倒影，光亮照耀着我们的屋子，活像一根亮闪闪的长手指，刺破卧室里薄薄的窗帘指向我，仿佛在控诉：“你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你终究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正在床上辗转反侧，身下躺的是在纽约用过的那张床，身处的却是我们位于密苏里州的“新家”。回到密苏里州已经两年了，我们却仍然把这栋房子叫作“新家”。这是一栋租来的房子，位于密西西比河畔，从上到下都流露出一股暴发户气质，儿时住在铺着粗毛地毯的错层式小破房里时，我便一心期盼着这种豪宅。房子看上去似曾相识，模样倒是宏伟豪华、中规中矩，也新得不能再新，可惜注定不讨我太太的欢心，话说回来，她也确实对我们的密苏里“新家”深恶痛绝。

    “除非我掉了魂，要不然怎么在这么俗的地方住得下去呢？”一到“新家”她就开口说了这么一句。其实，当时租房是个折中的办法，艾米莉一心盼着早日搬出密苏里州，因此她死活不让我在自己的家乡小镇购房，只肯租上一所。但本地唯一可租的宅邸全都聚集在这片烂尾的住宅小区里，当时经济不景气，撂下了一个烂摊子，这片小区还没有开张就已经完蛋，房产收归银行所有，里面的豪宅通通降了价。租这个“新家”是一条折中之道，可惜艾米莉却不这么认为，在艾米莉眼里，这就是我用来修理她的一招，是我非要背地里捅她一刀子，不由分说地把她拽到一个她死活不愿意待的城市，让她住进一栋死活看不上眼的房子。如果只有一方认为某个主意是一条折中之道，那我猜这主意其实并不折中，但我与艾米莉的折中常常就是这样，我们两人中间总有一个人为此怒气冲冲，通常这个人都会是艾米莉。

    拜托，别把你对密苏里州的一腔怨气撒在我头上，艾米莉，这事都怪经济形势，怪运气不好，怪我父母和你父母，怪互联网，还要怪上网的那帮家伙。我曾经是一名撰稿人，写些关于电影、电视和书籍的文字，当时人们还乐于阅读纸质作品，还肯答理我的所思所想。我于20世纪90年代末抵达纽约，算起来那已是辉煌岁月的垂死挣扎，可惜当时无人具备这份远见。纽约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作家，都是响当当配得上“作家”头衔的那种真货，因为彼时的纽约遍地都是杂志，也是响当当配得上“杂志”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