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长的浙江经济已“缺乏厚度”，所以必须努力向“重型化”转型，以便赶上“全国性的重化工业化大潮”。按照《浙江日报》的一则报道宣告，“一个浙江版本的‘重化’故事已拉开大幕”。于是各级领导闻风而动，加大了对本地选定的“骨干企业”的支持力度，用给予低价土地、帮助取得银行贷款等办法支持它们向钢铁、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等重化工业进军。一些从事服装、家用电器、手机终端的企业，也积极筹措资金转向“重型产业”。这一年，浙江省有40余家民营企业向国家发改委打报告，要求生产轿车、皮卡或客车。当时全国销量第一的手机生产商波导在实现国有控股以后，也不用销售手机所积累的雄厚资金去开发自己所缺乏的自主技术，而是准备投入巨资生产汽车。

    按照当时的情况，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及其理论基础，即斯大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又重新回来了。只不过这次的理论论据不再是人们已经不感兴趣的斯大林，而是一位德国发展经济学教授霍夫曼。他在1930年根据发达国家过往经验外推，提出了著名的“霍夫曼经验定理”：在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资本品工业的生产将超越消费品工业的生产”；在还完全没有第三产业概念的30年代，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就被称为“重工业化阶段”。

    学生们的春节讨论对吴敬琏的最大启发是，为了弄清楚眼前中国的问题，还是要用顾准教给他的办法，先对世界各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相关的理论演进做全面的回顾，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才能找出当前问题的答案。从2004年春节时起，他就大量查阅发展经济学的文献，同时收集了有关的经验数据，将外国的工业化过程和发展经济学演进过程进行梳理，然后把中国的问题放在这个大背景下加以分析。

    理论梳理带给吴敬琏的最大收获，是使他认识到，不论是斯大林的理论和路线，还是“霍夫曼经验定理”，都不过是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末期就已经超越的所谓早期增长模式（或称“粗放增长方式”、“粗放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表达。最早对这种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进行分析批判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作出的资本主义即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结论，正是来源于对这种增长模式的分析。因为在这种增长模式下，随着投资率的提高，必然导致利润率的降低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由此造成了垄断的形成和阶级斗争尖锐化。十分吊诡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信徒的斯大林，却把由这种增长模式导出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积累（投资）是增长的唯一源泉等等确立为苏联共产党的路线和“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使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按照这一“原理”沿着这条路线进行工业化。

    在当代经济学看来，所谓“霍夫曼经验定理”，是一种反映这种早期增长模式的理论。因为在西方国家的早期经济增长中，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用机器代替人工，因此，要发展经济，就必须优先生产机器、工作母机以及煤钢等重工业产品。霍夫曼把早期增长时期经验数据基础上概括出来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外推到增长模式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工业化后期，就出现了理论上的错误。

    欧美等先行工业化国家增长模式的根本变化，发生在19世纪后期。它们的发展方式在第二次产业革命后，由依靠资本和其他资源的投入转为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第一个对基于早期增长模式提出质疑的经济学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他指出，如果投资决定增长，投资率越高，增长率也越高，那么由于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西方国家的投资率应当不断上升，而增长率应该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