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中，他用惊喜的口吻写道，我看了一些工厂，找了许多地方干部和企业负责人谈话，我对这些地方的经济活力虽然闻名已久，但亲身了解它们的实际表现以后，仍然对其所取得的业绩感到惊讶。这些地方成千上万中小企业的生产发展、产品质量提高速度，以及它们的国际营销能力使我深受鼓舞。1998年1到5月，温州市工业增长12%，大大高于全国工业增长的平均水平，浙江省的同志们说，他们完成全省GDP增长10%的计划没有大的困难。照我看，其原因就在于广大具有很强活力的非国有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浙江省经济的主力。

    在乱云横飞之际，吴敬琏的发现无疑给朱镕基以深刻印象，从而更加坚定了以改革手段扶持中小企业的决心。7月23日，国务院研究室《决策参考》全文刊登吴的这份报告。根据朱镕基的亲自修订，研究室把吴给朱的信改成编者按放在报告正文的前面，其中写道：“中小企业所蕴涵的巨大的和有待开发的潜力，显然是克服当前困难、走向新的高潮所应当依靠的力量，这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对我国经济发展光明前景的信心。”

    这期《决策参考》传到浙江，省里的领导也非常振奋，因为在过去几年里，他们因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而被某些人士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这顶帽子可以摘掉了。

    在7月份的这篇报告中，吴敬琏还对当时呼声很高的“人民币贬值”一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近期内主动贬值显然不是时候”。理由是：我国对亚洲各国出口不振，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人民币坚挺因而中国商品竞争力相对削弱，而是进口国购买力严重不足，人民币贬值并不能使这方面的状况有根本改善，反而可能造成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利后果。他给出的建议是，应当改善外贸经营，提高退税率，增加出口信贷和出口附加值，以及提高产品质量。

    在提高国际金融风暴应对能力的同时，中央政府在国内市场方面采取了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刺激经济增长。

    从1998年到2001年间，当局发行长期建设国债5100亿元，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发放同等额度的“配套资金”，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交通、发电和大型水利工程，很快刹住了投资下滑势头，同时，中央银行先后7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加了货币供应。

    在扩大投资的同时，各项市场化的改革也迅速推进。吴敬琏认为，最重要的有四项。

    一是进一步加快了产权改制，在后来的几年里，数十万家中小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改造为产权清晰、市场导向的民营企业。中央政府一再倡导对中小企业实施宽松的金融政策，各省相继成立了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和基金公司。民间投资迅速升温，1998年之后的4年中，国内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幅分别为20.4%、11.8%、22.7%和20.3%。

    二是加大对外向型经济的扶持。国务院相继出台政策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大大刺激了外贸的积极性。东亚金融危机后，“亚洲四小龙”经济元气大伤，相对而言，未受重伤的中国经济则出现了“水落石出”的效应，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开始远征全球，从而催生了“中国制造”的繁荣景象。

    三是为了扭转消费过冷现状，中央政府决定开放房地产市场。

    1998年7月，国务院作出重大决定，党政机关一律停止实行了40多年的实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几乎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允许商业银行开展住房按揭贷款的服务。这两大措施，直接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复苏，从而也拉开了长达10多年的地产热。由于房地产业有广泛的关联度，特别对钢铁、水泥等资源性行业有很大的带动性，确实起到了复苏内需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