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方的股份制试验提出了批评，认为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如果这是中央的态度，那么诸城无疑是一个最大的反面典型了。吴敬琏回忆说，由于诸城“放小”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当时支持诸城试验的山东的党政领导非常紧张，不知道朱镕基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为了准备第二天的会议，从北京来的调查组成员在朱的主持下，连夜开了个内部会，讨论对诸城做法的基本评价。会上的意见仍然有分歧，但是大多数人认为诸城的做法基本是成功的，如果全面都能做到这样，就解决了我们国家的一个大问题。内部会议结束时，朱镕基指定让赞同诸城做法的陈清泰和吴敬琏在明天的四级干部会上作主要发言，其他人可以补充。

    3月24日，山东的四级干部到齐了。陈讲了五点意见，吴也讲了五点意见，对诸城的做法表示支持，也提了一点具体的改进意见。陈、吴讲完后，朱镕基问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的意见。洪虎笑着说，他们两个人每人讲了五点，已经“十全十美”，我完全同意，没有补充。会议开到这里，台下的山东干部们才大大地喘出一口气。果然，朱镕基在接下来的讲话中表示，采用多种方式搞活小企业，他完全同意。他说，看到诸城的这些成绩感到特别高兴。他还具体指出股权出售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有些企业的管理层持股与职工持股数相差20倍，这还算不算是“集体经济”？此外，收回来的国有资产款该如何处理和使用等等。不过，朱镕基在讲话中也指出，他不赞同搞什么“模式”，所以也不要叫“诸城模式”。

    朱镕基的诸城考察很快在中国政界和经济界不胫而走，从而大大推进了各地的“放小”运动。然而在北京，反对的声音仍然非常汹涌。大量中小国有企业被出售给私人，当然就有了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而且各地又没有统一的政策，可以说是各自为战，乱马飞奔。

    对国情十分了解的吴敬琏对此颇有预感。回到北京，他发现，《经济日报》开始在头版连载宣传“诸城模式”的专题报道，对诸城“放小”的评价非常高。他当即给相熟的高级编辑打电话，希望报道口径谨慎一点，否则可能帮倒忙。可是，报道已经发表了好几篇，只是到最后一篇时，才加上了一段，说诸城的做法并不是“十全十美”，不要搞一个模式，各地可以创造云云。

    诸城考察和《经济日报》的这组报道，激起了反对者的抗议。一些人士以“万言书”的方式上告中央，认定这是一次瓜分国有资产、搞私有化的大行动。朱镕基因此受到空前的压力。1996年12月，朱镕基在北京观看话剧《商鞅》，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秦国的改革，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据报纸描写，朱为剧情所动，黯然泪下。

    1997年元旦一过，中共中央宣布将在今年秋冬之际召开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当即组织班子进行课题研究，确定的重点题目就是“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吴敬琏领衔出任课题组组长，成员包括张军扩、刘世锦等十人。吴敬琏确定了课题的两个方向，一是冲破“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是社会主义所必须追求的目标”这类从苏联搬来的意识形态教条，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二是大胆利用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模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

    就当吴敬琏等人埋头于课题报告的同时，政经界的理论交锋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他回忆说——

    早在1996年年末，就有人以中国社科院的一个正部级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机关杂志《当代思潮》的名义刊发了一篇文章，就是提出了“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是社会主义必须追求的目标”这样的论点，说是“当前主张国有经济应退出竞争性行业的观点颇为流行”，如果这种做法得逞，就“将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