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风云跌宕，阴晴迭变，面对完全陌生的经济环境，学者圈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及方案提供，极大地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经济学家对政策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百家争鸣，辩驳得最激烈和精彩的一个时期。

    在1985年到1986年期间，经济理论界发生了两场影响深远的大论战。

    先说第一场。

    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成果，让薛暮桥、马洪和吴敬琏们兴奋了好一阵子，不过很快，现实让他们陷入了新的焦虑。随着经济的复苏，“一放就乱”的老毛病又犯了，物价再次大乱，通货膨胀的火苗蹭蹭地往上蹿。

    从1984年的10月份起，信贷增长已经严重失控，12月的银行放贷总额比上年同期猛增48.4%，全年增长28.9%，四季度国有企业的奖金发放同比增加了一倍多。国务院在11月份下发紧急通知，规定本年度增发货币不得超过180亿元，而实际上全年增发了2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9.5%，通货膨胀即物价全面上涨的前景已经明显出现。这是自1978年以来，第一次在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内部生成的通货膨胀。

    于是，一道大难题摆在了经济学家们的面前：如何应对这种前所未见的局面？

    12月，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联合组成一个以吴敬琏为组长的研究小组，写出《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研究报告，紧急建议中央加强宏观调控措施，以稳定经济，这份报告在除夕夜由专人送达国务院主要负责人。1985年1月4日元旦假期刚过，国务院就开会研究了宏观经济形势，并正式决定对基本建设投资采取“刹车”行动。接着，国务院在上半年连续召开了3次省长会议，要求控制信贷和消费基金的过度膨胀，并把全年工业总产值增长定在8%。可是，已经发动了的“火车”并不容易一下子就慢下来。第一季度，工业产值同比增长22.9%，第二季度又增长23.4%，调控几乎失效。

    对于棘手的经济局面，中央高层产生了分歧，主要是国务院系统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形成了“必须调控”与“反对调控”两种意见。受此影响，在经济学界也很快出现了对峙的两派，一派学者认为，必须严厉调控，另一派学者则认为，不必调控。由此，引发了改革史上又一场重大的论战。

    调控派的代表人物是老经济学家薛暮桥和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他们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通货膨胀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中国的主要改革任务是价格改革，它需要一个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的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政府的财力要有余地。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果断措施抑制通货膨胀，控制总需求，改善总供给，在经济的体制环境得到治理的条件下，第一批的改革措施才能迅速推进。

    反调控派的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和青年经济学家朱嘉明。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转型和经济起飞时期的典型现象，而且，只是表现在结构问题上，而不是总量问题上，不应当采取紧缩政策压制。

    这派观点的理论基础是厉以宁提出的“非均衡理论”。

    这位与吴敬琏同龄、曾经同在金陵大学附中读书却互不知晓的江苏才子，中学毕业后被保送进金陵大学的化学工程系，毕业后在湖南沅陵的一家消费合作社当会计，后来他对经济学产生浓厚兴趣，于1951年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经济系，自此，一生未离此校。读书时期，厉以宁从学于陈岱孙、陈振汉等先生，二陈均为哈佛大学博士，所以，他的学术根基中颇有西学的成分。大学毕业后，厉以宁留校，在经济系资料室作编译工作，主要是整理、编译学术动态资料，在当时人看来，他是坐了“冷板凳”，而这“冷板凳”一坐就是整整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