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追加投资部分的基本建设，要集中于中央和各省市来掌握，另外还要加强合同制，修建单位和承建单位必须签订详细合同，然后严格执行，违者必须受到制裁，赔偿一切经济损失等等。

    与孙冶方持相似观点，并在第一线与计划派交战的是在计委经济研究所任顾问的薛暮桥。

    薛在个人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国家计委的一些做法：在经济建设上，一再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超越国力，盲目扩大基本建设投资，在编制规划时，凭空提出到1985年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后来到1985年实际达到4679万吨）的高指标，以此为目标，提出要建设“十大钢铁基地”、“十大石油基地”、“八大煤炭基地”等过高计划，1978年基建投资一加再加，并且不顾外汇支付和国内配套能力的限制，一窝蜂地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物资供应全面紧张，到处停电缺煤，财政也发生困难。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了。当时我和一些同志议论时曾经说，这不又在搞“大跃进”吗？

    薛暮桥的观点是，必须下决心调整，从走过头的地方退回来，坚决把6000万吨钢的高指标降下来，大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努力把农业、轻工业搞上去，并调整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他还对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过去总是说我国国民经济的三大改造是完全成功的，但问题不少，问题不仅是搞得“太快”，而且是搞得“太彻底”了，使生产受到破坏，发展缓慢。革命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但过去有一种为革命而革命的倾向，认为革命越彻底越好，结果有时候破坏了生产。1979年7月，薛暮桥在中央党校做了题为《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的报告，详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计委内部，反对薛暮桥的声音很大。他们认为，发展重工业是客观规律，重工业比例总是越来越大，农业越来越小，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提高积累才能提高生产增长速度。他们特别不能认同薛暮桥批评社会主义改造“太彻底”的看法，认为怎么能批评1956年的合作化高潮呢？于是，计委的高层开始组织部署、准备材料批判薛暮桥。

    薛暮桥的观点得到了陈云等人的认可。早在三年大灾害之后的1962年和再度复出的1972年，陈云就两次提出过放缓重工业投资，加快与民生有关的“吃穿用计划”的实施，可惜都遭到了迷信“钢铁元帅”的最高层的反对。1979年3月，中央政府成立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出任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统管全国宏观经济，他们对薛暮桥的观点表达了支持。1980年4月，中财委秘书长姚依林被派往国家计委接任主任，制止了对薛暮桥的批判，至此平息了计委的内部争论。9月，新成立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薛暮桥被任命为总干事。

    按理说，“改革派”在这场大论战中取得了胜利，不过“改革派”内部却在如何处理调整与改革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双方的代表人物，一是当时的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于光远，一是薛暮桥。

    于的观点是，中国经济结构扭曲的原因是体制，所以光是调整是没有成效的，应该先改革体制。

    1979年前后，于光远发表了若干篇文章论述他的观点，提出“中国正处在一个需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时期，这种寻找合适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研究，尤为重要”。那么，到底应该建立怎样的新体制？于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不过却指出了方向，那就是“唯生产力论”。他在《对待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态度》一文中写到：“凡是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我们就赞成，就支持；凡是虽能促进，但这种促进作用不大的，我们就不能那么赞成，不能那么去支持；凡是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我们就不赞成；凡是阻碍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