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必须先略过万得福如何在一日一夜寻找那六位老者而不遇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万熙涉及血案的经过；而先将我老大哥这一部分的线索交代清楚。

    对于民国五十年左右的漕帮大老们来说，无论张世芳或张翰卿这两个名字祇不过是他们手底下数万帮众之一而已。可是对我老大哥来说：在帮这个身分非比寻常——不像家父，抵是在离乱生涯中曾经利用一个光棍的招牌让自己平凡的人生过得更顺利、也就是更平凡一点的意思。

    就在家父前去参加本村新舂圑拜摸彩的那个早上（那也许是在民国五十八或五十九年初罢），老大哥告诉我这个祇有十二、三岁的小弟弟不该知道的许多事情。

    老大哥先向我解释了半天：漕帮不是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坏蛋组织，甚至所有的帮会都不应该是为了打家劫舍、杀人放火而成立的。但是就像任何组织一样，里头总有些坏蛋；坏蛋一多，坏事就做起来了，帮会的名声就搞臭了。他接着向我解释：叔叔——也就是家父——成天价劝他退伙出帮，不是没有道理；一见他来家便锁门关窗，也不是没有缘故。说穿了：就是他看过帮会里不安宁、不平静的一面，厌倦了、害怕了，或者说为了老婆孩子而不喜欢帮闲涉险了，看着原来的兄弟伙伴也总觉着眉目可恨起来。“这不是谁对谁不对的事，是什么人有个什么想法儿的意思。”老大哥说。

    然后，他告诉我：在帮的前辈常讲些掌故，他也是后来才慢慢知道这漕帮的来历的。话说在明朝嘉靖年间，有个户部侍郎，姓罗名清，是甘肃人。这罗侍郎后来辞了官，皈依佛门，供奉一位碧峰禅师为师。碧峰禅师给他起了个法号，叫净清。从此佛教里有了罗教、或者称作清门的一派。流传到江苏，就叫大乘教、无为教。流传到江西，就叫三成教、大成教。总之是佛教的底子，又掺合了些道教的仪式和道理，传下了四经一卷，分别叫净心经、苦工经、去疑经、破邪经和泰山孤卷。信罗教的人有的吃素念经、有的吃素不念经、有的念经不吃素、有的经素两免。到了前清康熙年间，清江地方的漕运夫役组织了粮米帮。山东、河南、江苏等地的船夫民丁也起而仿效。他们之中有水手、有舵工、有扛米的苦力、有拉纤的夫子。无非是极为贫穷的家庭出身；既无恒产，亦无惯技，祇能卖卖粗力气，随船过着南来北往的流浪生活。这样的人既组成帮会，便自然而然要替这帮会制造一个神话的来历，以广招徕；于是他们看上了罗教这个既佛又道、不僧不俗的宗派。从此，粮米帮兼具了职业工会和宗教组织这两个性质。

    不过，据我老大哥的叙述，他宁可相信这漕帮起源时期的第三个性质才是最重要的。清代漕粮每年由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湖南、湖北征收，运往北京通州各仓，供应皇室贵族、文武百官和八旗兵丁的食用和俸禄。每年由八省经漕河运道入京的船数，大约在六、七千艘左右。每艘船由一名卫所军士领运，他的头衔叫旗丁，形同船长。旗丁再负责召募所需水手、舵工、纤夫、扛工等。这些人力的总数少则七、八万，多则十余万。每年这为数十多万的人丁往返道途的时间，约在八、九个月左右。但是除了获准有限额地携带一点免税土产至沿途各地贩卖、赚点蝇头小利之外，每人的“身工银”——也就是正式薪水——却少得可怜，不过一、二两到三、四两白银之间。即使在道光年间酌有增加，大部分工人每年的“身工银”也不过在十两银子上下；可谓清贫如洗了。这些流浪在外的人丁之所以很快地结合起来，其实有经济上的动机——他们可以集众人之资，从事小规模置产营利的活动。用我老大哥的话说，就是：“像嬉婶标会一样。一个人耍的是小钱，一百个人耍的就是大钱了。粮米帮上一个人是光棍，十万个人就是大爷了。”

    漕粮运京，人丁吃住自然都在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