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老了。”

    他一直揉搓脑袋，打过摩丝的头发乱成一团，不久，一滴黄泥似的泪水从他眼窝下深重的褶皱里滚出。在昨天的面试会上，他戴着粗金项链、鸽蛋大的钻戒，以一副我养着你们的气势扫视众生，对我说：“我知道你好赌成性。”今天却像条可怜的狗蜷缩在我面前，反复说他老了。我觉得我他妈才是老得不成样子了。

    他说：“这件事至今还让人不敢相信，却是确切地发生了。”随后他跟我讲了这件事。

    二十年前，天空比现在还粗鄙，整个社会充斥炫耀的气息，我是一名清瘦的诗人，将自己养得又穷又倔强，不过在终于有重金意外掉下时，还是沦陷进去。宁波商人胡海云仅因为在《诗刊》上看见我的一首长诗，派司机千里迢迢来接，让我给他写一部传记。我允诺了。

    这是一名让人不寒而栗的司机。个子粗矮，右眼皮留着疤痕，黑黄的脸坑坑洼洼，像是有不少肉虫随时要钻出来，而且后脑勺处有块斑秃。他不吭一声，敲开我家的门。我问是不是胡先生派来的，他点头，然后带着我飞驰。他一直专注地把着方向盘，看前方，我怎么说话他都只慢腾腾地“嗯”。如果不是车辆显得气派，我会以为他是将我拉到屠宰场默默杀掉。

    胡先生的庄园建在离海远点的乡下，将一座山包围起来，山上的水坝将湍急的水流稳重地分成五道，从雕成龙口状的管道放出，砸落于底下水潭。园内植有大量青竹。在夜晚，琉璃瓦上的彩灯点亮，配合法式街灯，使竹间的小径犹如梦境。沿石径走，穿越拱桥，便会找到一块半个球场大的露天剧场。可以放电影、办舞会，也可以聚赌。就是在那里，我的一生开始毁灭。

    我以为胡先生会像电话里那样热忱，老远出来迎接，但是到达他的办公室前，我被命令等一会儿。大约二十分钟后，他送客出来，才顺便握了下我的手。“我是——”还没等我介绍完自己，他便松开手，转头说：“娟，招呼一下他。”然后走回办公室。这让我几乎马上要离开。这些老板就是这样，习惯于将任何人当成棋子安排，一旦谈妥，全无尊重。但我还是跟着他的女秘书走了。我得说服自己是来赚一笔可以养我五年的钱的。在那书房果然摆着五万元订金和三条中华香烟，当然还有一堆关于他和紫檀的报道材料。

    “你吃和住都在这里，写到什么时候都可以。”她说，然后走了。她穿着海关制服一样的白衬衣（带软肩章），扎蓝色短领带，没有系胸罩。因为是个呼吸和说话都急促的女人，乳头总是大规模挺上来。当她转身而去时，套裙下的长腿像豹子般迈开，高跟鞋极有节奏地钉向瓷砖地面。如果不是眼睛沾染上他的傲慢，脸上也扑许多粉，她一定是可爱的女人。诱敌深入又拒人千里，我这样想。

    第二次见胡先生是在食堂。我一直在这里吃，以为是安排下人饮食的场所，这天见着才知是他的禁脔。他拉着当地日报总编的手，介绍大厅的巨画出自张大千。进包厢后，我们便见墙壁挂满他与各种闻人的合影，其中一位说来颇让人不安。“你现在坐的位置就是当时他坐的。”胡先生说。总编腾跳起来，被胡先生按下去。

    很难想象，这些燕窝、鲍鱼也是那个粗鄙厨师做出来的，他平时也给我做些普通盖饭。胡先生拍着厨师的肩膀说：“这是我多年的随部。”这正像胡先生抽的烟，仍是一块八一包的大前门。“重情。”总编竖起大拇指说。

    “是顺手了。”胡先生说着，将手插向女秘书领口，“不过这个还是新的好。”女秘书将他的手打下来。但在我蹲下去捡筷子时，看见她的手插在他拉开拉链的裤内，像蛇一样游泳。后来，我终于说：“胡先生，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聊一下么？”

    “聊什么？”

    “我写传总得和你聊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