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姐，对不起才看见您——”

    我一惊，目光竟不知不觉与她从不远处投射过来的目光相遇。我脸上表情一僵，赶紧低下头往门外迅速走去，还是能感到她的注视如针芒在背。我想她认出我来了，当然也许没有，因为我们从没面对面过，她对我的样子并不熟悉。但无论如何，我都像秘密被揭穿的小偷，或者说更像一个滑稽戏出纰漏的小丑一样，把包包抱紧在胸前，快步离开了茶社。

    到了马路上，我开始奔跑，跑着跑着，我不得不想起童年的雅安，我苦命的奶奶，早逝的父母，狠心的小叔，还有一直没有断过的雅安的雨，我想起她接我走的那天，我们也便是这样的奔跑，我以为只要我迈开双腿，所有的悲伤就可以被抛在脑后，我的人生整个都会像新买的桌布一样崭新鲜艳。可是命运恼人，注定让我成为孤儿，颠沛流离，无所依傍，背井离乡，任人欺骗！我跑到路口才停下，六月末的深圳有着世界上最最毒辣的阳光，晒得我头皮发麻，伸手一摸脸，才发现全是泪。

    我在怕什么？我到底伤心什么？我不知道。

    嫉妒、怀疑、仇恨我继续所有的恶念，梳理全身的羽毛制成一把剑，最后戳中的只是我自己。

    这场拖了这么久的命运之战，我已经选择成为一个落败者，因为它把我硬生生掐断的往事再次续接到我的面前，逼我承认，我只是个孤儿，只是个孤儿而已。在这个铁一般确凿的事实面前，我没有力气将那把剑刺向一个孩子。

    除了离去，我别无他法。

    我没有告诉阿南我去过深圳的事，事实上，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一趟心碎致死的旅程，只是一场属于我自己的孤独而残忍的独角戏，这辈子估计我都不会再告诉第二个人，包括他。

    回到北京刚下飞机，他的电话就来了，很急的问我：“你在哪里？”

    “有事吗？“我的声音冷漠的我自己听着都不真实。

    “关了几个小时的电话，”他愤怒的说，“你说我有事没事？”

    “我很忙。”我说，“有什么事再说吧。”说完，我当机立断的挂了电话。

    他再打来，我没再接。

    电话没消停几分钟，又响了，我以为是他正准备关机，却看到是阿南——而等待我的居然是更坏的消息：夏花病危。

    等我赶到医院时，夏花已经挪到重症监护病房，阿南一个人坐在病房外。

    我俯下身，在饮水机旁边接了一杯水，递给他，他摇摇头，继续回到监护室外面的长椅上，坐着。

    “怎么回事？”

    “上次复查情况就不好，但她不肯住院。早上我刚买完早点回来，在收拾桌子，就听到洗手间里‘咚’的一声，进去一看发现她倒在马桶旁边。”

    “医生怎么说？”我问。

    “医生说这是停药太久的现象，”他说，“估计很早以前开始她每天早上洗澡的时候就把药冲进马桶里，谁都不晓得。”

    “多早？”

    “我盘算着应该是知道钱还回去以后，或者——”他说到这里，欲言又止。

    抱歉的话，我们都无从说起，这一切只是因为，我们其实谁都没犯错。犯错的是命运吧，无端端把很多不甘不愿送到你面前，不管你能不能承受都得承受，多么悲哀！

    我把头靠在阿南肩膀上，我们就这样在那个长椅上坐了一夜。他不知道这个夜晚对我说有多漫长，因为除了夏花的病，我满心想的都是那个人，那个孩子，那个叫晶晶的女人……他们幸福快乐就够了，或许我可以告诉他夏花已经重症入院，但我现在真的不想跟他说一句话，也不管他发来的威胁短信：“你要为你今天所做的一切付出应有的代价。”

    我怕什么呢？

    他真蠢，我一无所有了，我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