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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丽雅姆的案子上个星期已经审判了。没有法律顾问，没有公众听证，没有核实证据，也不能上诉。玛丽雅姆放弃了请人作证的权利。整个审判过程不到十五分钟就结束了。

    中间那个瘦弱的塔利班是主审法官。他瘦得离谱，皮肤枯黄，留着一把卷曲的红色胡子。他戴着的眼镜放大了他的眼睛，人们能够清楚地看见他的眼白是黄色的。他的脖子细小得似乎连精心系起来的头巾也支撑不住。

    “你承认这一点吗，夫人？”他有气无力地又问了一句。

    “我承认。”玛丽雅姆说。

    那人点点头。或许他没点头。这很难分辨；他的手抖得发出声音，他的头让玛丽雅姆想起法苏拉赫毛拉的颤栗。喝茶的时候，他没有伸出手去拿杯子。他朝左边那个宽肩膀的男人做了个手势，那人毕恭毕敬地把茶杯端到他嘴边。然后，这个塔利班闭上眼睛，什么话也没说，优雅地做了个表示感谢的手势。

    玛丽雅姆发现他很能打消人们的戒备。他说话的口气带着一丝圆滑和亲切。他的微笑很从容。他从不厌恶地看着玛丽雅姆，也从不咒骂或指责她，总是用带着歉意的柔和语调和她说话。

    “你完全明白你所说的话吗？”说话的不是端茶那个人，而是法官右边那个面容瘦削的男人。这人是他们三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他的语速很快，口气武断而傲慢。玛丽雅姆没说普什图语，这让他很生气。他用棍子打了玛丽雅姆一下。他和那些大权在握的好斗年轻人是同类，他们无论看到什么都觉得不顺眼，仿佛审判别人是他们天生的权利。

    “我确实明白。”玛丽雅姆说。

    “我有点奇怪，”这个年轻的塔利班说，“真主将我们造得不一样，你们女人和我们男人。我们的大脑不一样。你们无法像我们一样思考。西方的医生和他们的科学都证实了这一点。所以如果证人是男的，我们只要一个就够了，如果是女的就要两个。”

    “我承认我杀了他，兄弟，”玛丽雅姆说，“但是，如果我不杀了他，他会杀死她。当时他掐住她的脖子。”

    “这是你说的。但是，女人说的话怎么能做得了准呢。”

    “我说的是真话。”

    “你有证人吗？除了你的姐妹之外？”

    “没有。”玛丽雅姆说。

    “那好。”那人抬起手，狞笑起来。

    这时那个生病的塔利班说话了。

    “我在白沙瓦有个医生，”他说，“一个很好的巴基斯坦小伙子。一个月前我去找他看病，上个星期也去了，我说，跟我说真话，朋友，他对我说了，三个月，毛拉老爷，最多六个月——当然，这些都是真主的旨意。”

    他会意地朝左边那个宽肩膀的人点点头，又喝了一口那人端在他嘴边的茶。他颤抖着用手背擦了擦嘴巴。“我并不害怕结束这种生活，我惟一的儿子五年前就走了；人生就是这样的，在心碎之后，我们还得忍受一次又一次的悲伤。我并不害怕，我相信当那一刻来临时，我会很高兴地离开。

    “我所害怕的，夫人，是真主将我召唤到他跟前，问我：你为什么不依照我的吩咐行事，毛拉？你为什么不听从我的律法？我该怎么为自己辩护呢，夫人？我该如何为自己没有听从他的命令辩解呢？我所能做到的，我们所能做到的，无非是在真主赐给我们的时间中，遵从他为我们设置的法令。我对我的结局看得越清楚，夫人，我就越接近我接受审判的日子，我执行他的旨意的决心就越大。不管执行他的旨意有多么困难。”

    他在座位上挪了挪身体，露出痛苦的神色。

    “你说你丈夫脾气不好，这一点我相信你，”他接着说，戴着眼镜的眼睛看着玛丽雅姆，目光既严肃又同情，“但我忍不住为你的粗暴行为感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