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主任是经过抗战、解放、“反右”扩大化，“文革”乃至改革开放的人，被锻炼得意志如钢，永不言败，只要有一线生机，就会斗争到底。他了解到火葬场导演对我的排挤，与导演大吵一架，但导演有邹主任撑腰，一时也奈何不得。

    邹主任知道我是火葬场一股东介绍来的，为不把关系搞僵，让导演作些许让步。导演说公安局有非正常死亡调查组，自杀和落水死亡等意外事故都由这个小组负责，他们有拍摄录像的人员，遇到人手调动不开时，会雇他去拍，一次五十元。他可以把这个活儿让给我。

    包主任取得了胜利，十分高兴，带我去和调查组的人见了面。此后，我便每日到火葬场上班，享受一月五百元的基本工资和二百六十元的补助。我的办公室是斜对后花园的平房的最后一间，每当桌上电话响起，便是我的外快来了。

    包主任觉得有功于我，多次暗示我教他拳术。我说：“主任，你一生坎坷，经过无数次历史考验，难道这次就沉不住气了？”他立刻表示接受考验。

    他和和气气，上班时常找我闲聊天。有时我俩会一块去广场，欣赏送葬仪式，看着殡仪女郎们颠出的各色底裤，总会发出“火葬场是天堂”的感慨。

    因为人们在我八小时工作时间之外也会死亡，我拍摄了五次后，为联系方便，在旧电器市场买了一个三百元手机。手机铃声为花儿乐队的歌，每当听到“喜刷刷喜刷刷”的唱词，我便知道，又有了冻死的流浪汉或是自杀的少女。

    上吊是最简便有效的死法，我看到过各种匪夷所思的上吊，一个塑料袋、一条自行车内胎都可以了断性命。

    一天，我到一所高档小区，拍摄一个在衣柜里用领带吊死自己的公司老总，由于脖子被勒的缘故，他撅着嘴，仿佛在吹口哨。正拍摄时，“喜刷刷喜刷刷”响起，我接听，由于信号不好，是一个时断时续的男人声音。

    他说他距离北京一千公里，是一个武术爱好者，在杂志上看到二老爷的文章，心生敬仰，从杂志社要了我电话，他问二老爷生活安好么。

    我答：“不富裕。”

    他大惊，说以二老爷文章的影响力，如果办班收徒，早该年收入达白领标准，要是成立基金会，更会赢来社会上的大笔资金，财源滚滚。

    我问如何操作，他哑然。

    他说的是他不了解的事情，但给了我新的信息。当晚我赶到郊区，正是晚饭时分，二舅是爱面子的人，见我到来，准备了涮羊肉火锅，叫二老爷一块来吃。二舅所娶的离婚妇女带了一个十五岁大的女孩，她们娘俩吃完，就去外间屋了。

    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二舅办武术班和基金会的事，二舅焦虑地说：“来学功夫的人总是有点功夫吧，要是提出比武要求，谁上？”一个小时后，我们喝的白酒起了作用，二舅说：“好办，来人比武，我上！”一拍二老爷，叫道：“爸，为了你能挣到钱，儿子把命豁出去了，够意思吧？”二老爷苦笑，赞道：“好！”两人干了一杯。

    十一点，我得去赶末班车，二舅爽朗地对我说：“你是有志向的人，二舅支持你，从今天起，老头就在这饭桌上吃饭了！”他一直送我到车站，对未来充满信心。我对二老爷文章的影响力和办基金会都十分茫然，但强撑着说：“二老爷是国宝，老人还能活几年，咱们要抓住这个黄金时间。”他一脸不屑，说：“你太小看你二舅了。记住，二舅有眼光。”第二天，我特意在晚饭时间给二舅家打去电话，电话和饭桌都在二舅房中。二舅果然有眼光，一听是我，就把电话向饭桌一伸，让我听碗筷之声，然后叫道：“爸，说句话。”响起二老爷的声音：“我在吃饭。”二舅收回话筒，自豪地说：“怎么样？二舅说话算话。”我抑制住兴奋，语调沉重地说：“吃饭是小事，咱俩办的是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