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持谈起当年配合道路拓宽，迁移此地后独自建造主殿的辛苦，但他自然不可能知道原住染坊町的我家，所以没提起那方面的事。祖母逝世七周年时，如果父亲找大满寺做法事，自昭和九年接任住持职位的这个和尚或许多少还会有点印象，但父亲连这点都没做到。祖母是在我们搬到中岛路之后去世的，不过父亲委托的似乎还是以前在染坊町认识的禅宗寺庙。

    住持把牌位放在高高的佛坛上并开始诵经，右手敲着朱红木鱼，左手击磐。松本金的亲人只有我一个人，上香的也只有我。

    之后我取回牌位，郑重地伸手接过。但“真室智镜善女”这行金泥文字，怎么也无法令我联想起祖母那凸额头、大鼻孔、阔嘴的脸孔，也想不起扎起袖子弯着腰，像只无头苍蝇般转来转去的身影。

    住持的妻子替我把牌位包起来，可是手边的纸包不住整块牌位，底下还露出一截。但与其用华丽的纸张细心包裹，这种半调子风格似乎更符合祖母的一生。我这才对法号萌生了亲切感。

    住持带我参观寺前的合葬塔，三十块古老墓石堆成四层，塔顶上立着一小座观音铜像，塔前洗手盆的石头上刻着“万人讲”的字样，花瓶里插着白色与黄色的雏菊，后方有棵残留少许叶片的柿树，光秃的枝头上乌云聚集。

    堆成塔形的墓石上均雕有法号，但有些字迹已无法辨识。住持向我解释说，这些都是从原来的寺址搬过来的，从暂时寄存的骨灰坛里取出遗骨后，就一起埋在这座塔下。用铁丝交叉捆绑的鼠灰色陶罐在寺庙搬迁时遭到破坏，祖母的骨灰和别人的骨灰混在一起，埋在这座石塔底下。

    我隐约还记得祖母骨头的形状。火葬场员工拉开焚化炉的铁制抽屉，用长筷从骨灰中替我们检选几片白骨。遗骨放在火葬场烧了一晚，隔天早上才去领时骨灰犹有余温。比起之前待在主殿佛坛前，现在在这露天的墓石塔下似乎更能捕捉到祖母的存在，更有真切的感受。仿佛祖母正用手抚着我说：“阿清，大老远跑来，辛苦你了。”又好似听见她正在抱怨“为什么不早点儿来接我呢”。自从祖母失明之后，就习惯用手抚摸我。

    “明年就是五十周年忌日了。”住持再次强调。

    “以前的寺庙里有几株苏铁吧？”

    听我这么一问，住持指着方丈室前方说：“那些就是，我们移植过来了。”

    那里有四株苏铁挤成一团，各自向上伸出翠绿的羽状叶片。唯有这低矮的苏铁，将有关那个街角的记忆化为现实。当时苏铁的扇形叶片就是从旧门与濒临瓦解的土墙上探出头来，我随之记起墙边那湿漉漉的地面。

    火葬场就在后山上面，住持太太在一旁如此告诉我，并表示她母亲也是在那儿火化的。原来我记错了火葬场的地点，一直以为在足立山山脚，现在拿的地图上那里也标有火葬场的记号。我会这么想，是因为印象中拉棺材的推车在积雪的山路上走得很辛苦，可是住持太太说当时小仓市就只有这一处火葬场。

    被她这么一说，彼时父亲拉车、我在后面推着走的路线逐渐清晰了起来。我们走在大雪漫天狂舞的河边，那是紫川的土堤；推车过了一座桥，是贵船桥，接着经过一片低矮屋顶连绵的街区，那是木町；偶尔经过一个平交道，是日丰线的铁道。我毕业的学校就在右首边，然后开始爬坡。原来就是这里啊。当时父亲和舅舅沿路只顾着拂去脸上的雪，始终默默无语，他们俩相处得并不好。

    我拎着装牌位的包，再次坐上在底下等我的出租车。车子从那里开上通往火葬场的那条路，两侧山壁逼仄而来，出租车一转眼就跑上这条平坦的坡道。

    我对坡道的倾斜度仍有记忆，就是这样的上坡，不过当时还是红土路，而且积雪深达二十厘米，车轮陷在雪地里动弹不得，舅舅和我使出吃奶